我定居越南20年，娶过3个妻子，发现越南的女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我叫老赵，今年五十二岁。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我在越南待了整整二十年，前后娶过三个老婆。不是我有钱，也不是我长得帅，而是命。
我是2003年来的越南，那年在国内刚离了婚，厂子也倒闭了，兜里揣着最后八千块钱，跟着一个朋友跑到胡志明市讨生活。一开始做点小生意，倒卖衣服、摩托车配件，后来开了家小餐馆，慢慢也算站稳了脚跟。
第一个老婆叫阿梅，是隔壁卖水果的姑娘。她那时候才二十一岁，黑瘦黑瘦的，但眼睛很大，笑起来有两个酒窝。我三十出头，人生地不熟，她教我讲越南话，带我认路，生病了给我送药。一来二去，就在一起了。
阿梅是个特别勤快的人。每天凌晨四点起来去市场进货，骑着一辆旧摩托车，后座绑着两个大筐，歪歪扭扭地消失在晨雾里。我那时候还在睡觉，她就出门了。等我八点起来开店，她已经把水果摆得整整齐齐，连中饭都给我备好了。
她不爱说话，但什么活都抢着干。有一次我烫伤了手，她二话不说，一个人把店里店外的活全包了，还每天给我换药，从没叫过一声累。我当时觉得，这大概就是命好吧，老天爷把前半辈子亏欠我的，都用一个越南姑娘补回来了。
可好景不长。阿梅生完孩子第三年，查出得了肾病。那时候我餐馆刚起步，没什么积蓄，越南的医疗条件又有限。我想带她去泰国治病，她死活不肯，说花钱太多了。她躺在医院里的最后那段时间，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还撑着给我和孩子织了两件毛衣。她走的那天，我抱着她哭得像个孩子，她才二十七岁。
阿梅走了以后，我消沉了很久。餐馆关了两个月，整天喝酒，孩子丢给我妈从国内过来帮忙带。后来是我妈逼着我振作起来，说孩子不能没有爸。
第二个老婆是朋友介绍的越南的老婆，叫阿兰，离过婚，带着一个女儿。她比阿梅活泛多了，嘴甜，会来事，跟我一起开餐馆，客人来了她能用中文、英语、越南话跟人聊半天。生意越来越红火，我们开了第二家店，买了房子，日子好像又好了起来。
阿兰有个特点——特别能忍。不管什么事，她都不当面跟你吵。受了委屈，就一个人躲在厨房里哭，哭完了擦干眼泪，出来该干嘛干嘛。我以为她是性格好，后来才知道，她不是不生气，是不敢生气。她怕我不要她，怕自己带着孩子再被抛弃一次。
这种“忍”最后变成了一种可怕的沉默。餐馆的账出了问题，我发现她私下往娘家转了不少钱，数目不小。我问她，她低着头不说话。我再问，她就哭。后来她娘家弟弟在老家盖了新房子，我都没去过，听别人说起才知道。我不是舍不得钱，我只是觉得，她为什么不能跟我商量呢？
我们离婚的时候，她很平静，收拾了东西，带着女儿走了。临走前她跟我说了一句话：“赵哥，你是个好人，但你不懂我。”
我一直没太明白她这话什么意思。后来想了很多年，大概懂了。
第三个老婆是现在的阿银。我跟阿梅、阿兰的事她都清楚，她还是愿意跟我。阿银跟我结婚的时候二十六岁，我四十五，她家里人都反对，但她自己拿的主意。她跟我说：“我不图你的钱，你有钱没钱我都能活，我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可靠。”
阿银跟前面两个完全不一样。她大学毕业，在河内工作过，见过世面，有自己的想法。她不像阿梅那样只会埋头干活，也不像阿兰那样什么都憋在心里。她有事就跟我说，吵也吵过，但吵完了会坐下来好好谈。
我们在一起七年了，日子过得很平淡，反而很踏实。
三个老婆，三种性格，三个命运。可我在越南生活了二十年，观察了无数越南女人，发现她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管外表多温柔、多顺从，骨子里都有一根硬骨头。
这根骨头在阿梅身上，是她明知自己病重，却拒绝花光家里的钱去治，宁愿自己扛着，也要给孩子留下一点积蓄。她不是不怕死，她是怕活着的人太苦。
这根骨头在阿兰身上，是她宁可一个人把委屈咽进肚子里，也不肯低头求人。她的“忍”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因为她太清楚自己在这段婚姻里的位置——她是后来的越南的老婆，是带着孩子的，她不觉得有资格跟我平等地吵。这种卑微，本身就是一种倔强。
这根骨头在阿银身上，是她敢在所有人反对的时候，嫁给一个比她大十九岁的中国男人。她不是冲动，她说她算过了，跟着我，最坏的结果她也能接受。这种独立和决断，比任何外在的坚强都要硬。
我认识太多越南女人了。市场里卖菜的阿婆，大热天头顶着一筐菜走几公里，腰都直不起来，照样笑呵呵的；工厂里打工的小姑娘，一个月挣一千多块钱，寄回家八百，自己只留两百；还有那些老公跑了、一个人拉扯几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她们不抱怨，不诉苦，就那么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走。
你看着她们瘦瘦小小的，觉得一推就倒，可真遇上事了，她们比男人还能扛。她们不会大喊大叫，不会摔门砸东西，她们就是沉默地、固执地、一天一天地熬过去。
阿银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了很久。她说：“我们越南女人，从小就被教要会‘gánh’。这个词很难翻译，大意是扛起、背负、承担。家里穷，女人要扛；男人不行，女人要扛；孩子要上学，女人要扛。不是我们想扛，是习惯了。”
我想，这可能就是我在越南二十年越南的老婆，娶过三个老婆之后，最大的发现。
她们那个共同的特点，不是什么漂亮、温柔、能干——而是不管命运给她们什么牌，她们都会打下去，而且尽量笑着打下去。
我今年五十二了，跟阿银在胡志明市开着一家小超市，日子安稳。偶尔想起阿梅和阿兰，心里不是没有愧疚。但我知道，她们不管在哪里，都会活得很好。
因为她们骨子里，都有那根硬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