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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狂飙式拿地归结为蓝光走向暴雷的主因，其背后推手则是管理的失控。

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如何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管理平台，一直是房地产业的重要课题。有从业者认为，当企业迈上500亿、1000亿等重要台阶时，需要2-3年来调整管理架构，才能为下一个阶段的稳健发展蓄力。正因如此，房企很难无限制地快速扩张。

一位曾就职于蓝光华东区域的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2019年进入千亿军团后，蓝光本希望“稳一稳”，做一些管理架构的调整，但当时的情况不允许。“一是市场很好，公司上下信心很足；二是公司的一些战略动作，还是传递出扩张的信号。”

该人士所说的“战略动作”主要有二。2019年9月，蓝光启用上海总部。12月，在华东区域有深厚积累的迟峰从华润加盟，担任总裁。蓝光起家于四川，在华东、华南、华北等重点市场的根基不深，也一直有深耕这些区域的想法。因此，这两个动作传递出的“东进”信号颇为强烈。

事实上，迟峰加盟蓝光，正是带着调整管理架构和布局结构、使规模再上一个台阶的双重使命。

上任伊始，迟峰曾公开表示，蓝光在2020年夯基础，规模保持在前30。2021年和2022年要加速，每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长。2022年蓝光要做到1500亿的规模，其中华东区域占400-500亿。也即，在迟峰的规划中，蓝光也将有一年的调整期，但随后仍会追求规模。

2020年初，蓝光强调“强区域、精总部”，虽然对总部进行了精简，但赋予区域公司更大的权限。此举相当于为区域公司拿地开了“绿灯”。

“当时蓝光有6大区域，中西部三大区底子好，业绩有保障。华南、华北和华东负责做增量，压力比较大，尤其是华东。”该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这种压力促使蓝光在这三个区域明显提高了拿地强度。而出于竞争关系，其他区域也不甘示弱。

他还指出，在蓝光的组织架构调整中，虽然合并了一些区域公司，但为了支持区域深耕，公司也招募了不少新人，其中不乏中层和高层管理人员。为了有项目可做，新员工也普遍倾向于快速拿地。

但在拿地过程中，无论是成都总部还是上海总部，都未对区域公司形成有效的约束。前述人士称，按照程序，获取重要地块是需要得到总部授权的，但在执行中，很多程序都被省略了。一些高价地到底有没有得到授权，“到现在也不清楚。”

事实上，在蓝光总部，即便是职位最高、权限最大的职业经理人，位置也不稳固。

很长一段时间里，薪水高、压力大、流动快，是蓝光留给职业经理人的主要印象。早在2016年，蓝光就曾出现过包括副董事长张志成、董事会秘书蒋黎、常务副总裁张亦农、副总裁罗庚等在内的管理层大规模辞职。2018年，首席运营官魏开忠、董事任东川、董事李澄宇辞任，也让业界侧目。

迟峰上任前，蓝光的总裁为张巧龙。张巧龙为蓝光老臣，但仅担任总裁两年就被替换。

随着张巧龙卸任总裁，蓝光又迎来一轮高管离职潮。2020年4月，分管融资的副总裁王万峰请辞，其在蓝光任职的时间不足两年。2020年11月，孟宏伟请辞董事一职。2021年2月，常务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余驰离职。2021年4月，副总裁何剑标离职。

迟峰在蓝光的职业生涯也十分短暂。2021年7月5日，迟峰向蓝光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距离其加盟蓝光仅20个月。同时辞职的，还有首席财务官欧俊明。9天后，蓝光暴雷。

关于迟峰的去职，蓝光内部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迟峰坐镇上海总部，是蓝光有史以来权限最大的总裁，但既存在战略误判，又未能抓好管理，理应负主要责任；也有人认为，迟峰受多重势力掣肘，无法真正施展才华，且蓝光有不少高价地并非在迟峰的授权下获取，他的去职，更多带有“替罪羊”的意味。

无论真相如何，管理层的大规模变更，对公司士气带来了严重影响。2020年，蓝光在职员工有19855人，到2021年已锐减至2791人。其中既是公司主动裁员的结果，也有不少员工主动离开。

2021年下半年以来，蓝光要面临化解债务、交付项目、应对诉讼等诸多事务。但在溃败式的局面下，很多事情无人接手。

2022年5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宁波蓝光借款纠纷一案作出判决，蓝光败诉。但因“公司下落不明”，法院只得发布公告，要求蓝光限期领取裁定书。2023年4月，山东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称，在一宗涉及蓝光的借款纠纷案件中，“因联系不到你们公司相关人员”，无法送达相关法律文书。近两年来，在涉及蓝光的很多诉讼中，“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情形并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