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因胆囊良性疾病行胆囊切除术后标本的病理学特征。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和分析2022年9月至2024年8月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因胆囊良性疾病行胆囊切除术的1 712例患者的临床和病理学资料。男性757例，女性955例，年龄［ M（IQR）］为57（23）岁（范围：14~91岁）。分析其临床和病理学特征。使用 χ2检验比较肿瘤性息肉与非肿瘤性息肉患者的临床特征，并将 χ2检验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1 712例患者中有胆囊癌7例（0.41%），其中3例术前接受了超声检查、磁共振胰胆管成像和（或）MRI平扫、1例接受了超声和增强MRI检查、2例接受了超声和增强CT检查、1例接受了增强CT和增强MRI检查，术前影像学检查均未检出，包括2例pT3期胆囊癌。胆囊腺瘤23例（1.34%），肿瘤性息肉29例（1.69%）（含胆固醇性息肉伴不典型增生），非肿瘤性息肉154例（9.00%）。肿瘤性息肉与非肿瘤性息肉患者年龄和息肉数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10.436、8.030， P值均<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0岁（ P=0.003）和单发息肉（ P=0.009）是发生肿瘤性息肉的危险因素。黏膜不典型增生164例（9.58%），其中重度不典型增生9例，伴有局灶癌变4例。胆囊息肉合并结石90例（5.26%），其中合并腺瘤伴黏膜不典型增生10例，局灶癌变2例。 结论:本研究中胆囊癌的漏诊率为0.41%，此部分患者若术中发生胆汁外溢，将严重影响预后。术前影像学检查对肿瘤性息肉的识别率低，对于年龄≥60岁和单发息肉患者，需警惕为肿瘤性息肉。有手术指征的胆囊良性疾病，应及时行胆囊切除术。

药物治疗、内镜治疗和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的问世、发展与临床广泛应用，使门静脉高压症患者的临床获益明显，需要外科手术治疗的患者明显减少，从而导致学界对门静脉高压症外科治疗的作用产生质疑乃至否定。鉴于我国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的病因构成、疾病进展模式、可及治疗手段及患者支付能力等与欧美国家存在显著差异，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指南与共识”，必须立足于国情与本土实践进行规范与定位。重新界定门静脉高压症外科治疗的手术适应证，在于彰显门静脉高压症外科治疗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其形成与其他治疗方式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治疗格局，使门静脉高压症患者的临床获益最大化。

随着外科新技术、新设备、新理念的不断发展，外科领域的研究重点亦处于不断变迁之中，当面对获益人群筛选、手术适应证决策、手术干预时机选择、术后并发症预测及管理等命题时，目前的临床实践依然存在困惑与争议。我们团队尝试从肝脏与胰腺的解剖学、生理学、组织胚胎学等方面，以及从肝脏-胰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角度，浅析临床实践中是否应建立“肝胰共管”理念，探讨肝脏与胰腺在解剖学及组织胚胎发育方面的联系，“肝胰共管”理念与胰腺炎、胰腺肿瘤的联系，“肝胰共管”理念在新辅助放化疗中应用，并尝试建立基于该理念的胰腺疾病治疗路径，以期为胰腺疾病和胰腺手术的临床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新的方案和新的可能性。

器官移植被誉为21世纪的医学之巅，而创新则是移植外科发展的根本动力。本文以我国器官移植特别是肝移植领域数十年的实践探索为主线，系统解析移植外科创新的核心逻辑，即遵循“以破解临床问题为导向、以回应患者需求为核心、以攻克关键技术为引擎”的三维发展路径。通过回顾活体肝移植、脾窝异位辅助性肝移植、多器官联合移植及异种移植等重大突破，阐明外科创新应立足临床痛点，回归医学人文并依托技术迭代，推动革命式发展。文章进一步结合前沿科技，探讨人工智能、机器灌注、基因编辑等新技术对外科革命的赋能作用，旨在为我国移植外科的未来发展构建理论框架并提供实践参考。

目的:探讨胰体尾癌根治性切除术后患者的生存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6年1月至2024年6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胰腺中心收治的992例行胰体尾癌根治性切除术患者的临床和病理学资料。男性577例（58.2%），女性415例（41.8%）；年龄（65±9）岁（范围：26~86岁）。随访至2024年6月。采用Kaplan-Meier法估计生存率，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行单因素及多因素生存分析。结果:手术方式以开放手术为主（89.1%，884/992），其余108例患者接受微创入路手术。根治性顺行模块化胰脾切除术317例（32.0%），联合器官切除233例（23.5%），联合静脉切除92例（9.3%），联合动脉切除111例（11.2%）。R0切除率、R1-1 mm切除率、直接切缘阳性（R1-direct）切除率分别为49.8%（494/992）、41.5%（412/992）、8.7%（86/992）。TNM分期以ⅡB期最常见（32.2%，319/992）。术后接受辅助化疗801例（80.8%）。术后随访时间为32.0（8.8）个月（范围：3.2~105.3个月），随访期间死亡508例（51.2%），全组中位总体生存（OS）时间为26.4个月，术后1、3、5年OS率分别为79.0%、40.0%、29.0%。2020—2024年收治患者（ n=610）的中位OS时间为34.1个月，较2016—2019年收治的患者有所延长（20.0个月， P<0.01）。组织学亚型分析结果显示，胰腺导管腺癌（PDAC， n=855）患者的中位OS时间为26.7个月，导管内乳头状黏液癌（IPMC， n=32）为58.9个月，腺鳞癌（ n=73）为15.7个月（ P=0.001）。PDAC患者中，术后辅助化疗患者的中位OS时间较未化疗者长（29.1个月比14.4个月， P<0.01）；IPMC患者中，术后辅助化疗患者较未化疗者亦有改善（65.7个月比58.9个月， P=0.047）；腺鳞癌患者中，化疗组的中位OS时间为18.8个月，未化疗组为8.9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51）。855例PDAC患者预后因素的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提示，术后辅助化疗、R0切除、T分期、N分期、肿瘤分化程度为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P值均<0.01）。各肿瘤分期患者的中位OS时间：ⅠA期未达到，ⅠB期51.6个月，ⅡA期25.5个月，ⅡB期23.7个月，Ⅲ期23.0个月，Ⅳ期14.4个月。R0切除、R1-1 mm切除、R1-direct切除患者的中位OS时间分别为34.1、24.7、15.7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胰体尾癌患者根治性切除术后的预后受多因素影响，是否接受辅助化疗、是否R0切除、肿瘤分期及分化程度为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的:比较不同分子分型脑胶质瘤患者接受不同切除范围手术的预后差异。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2011年1月至2021年1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1 191例脑胶质瘤患者资料。男性692例，女性499例，年龄（44.5±11.9）岁（范围：18~75岁）。依据2021年WHO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第五版标准，对其进行分子分型，并结合术后MRI评估肿瘤切除程度。通过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Log-rank检验评估不同分子分型患者中肿瘤切除程度对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的影响，通过Cox回归模型筛选PFS与OS的独立预后因素。随访时间截至2024年1月。结果:1 191例患者中，异柠檬酸脱氢酶基因（ IDH）突变伴1p/19q联合缺失型少突胶质细胞瘤（OG）291（24.43%）例， IDH突变型星形细胞瘤338（28.37%）例， 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GBM）562（47.19%）例。 IDH突变伴1p/19q联合缺失型OG患者预后最佳，中位PFS及OS均未达到； 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中位PFS及OS分别为12.0个月、24.0个月； IDH突变型星形细胞瘤患者中位PFS及OS分别为61.0个月、102.0个月，三组PFS及OS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在 IDH野生型GBM患者中，超全切除患者的PFS及OS均优于全切除患者（ P值均<0.05）；在 IDH突变型星形细胞瘤患者中，超全切除与全切除患者的PFS及OS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全切除患者PFS及OS均优于次全切除患者（ P值均<0.05）；在 IDH突变伴1p/19q联合缺失型OG患者中，超全切除与全切除、全切除与次全切除患者的PFS及OS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提示，年龄、Karnofsky功能状态评分、肿瘤切除程度、肿瘤级别和O 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启动子甲基化状态为PFS和OS的独立预后因素（ P值均<0.05）。 结论: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宜尽可能实现超全切除； IDH突变型星形细胞瘤应在保障神经功能的基础上追求最大安全切除；而 IDH突变伴1p/19q联合缺失型少突胶质细胞瘤可采取相对保守策略以保护神经功能。

《中华外科杂志》创刊于1951年，正是中国胰腺外科的兴起之时。胰腺解剖位置深在、生理功能复杂，因而胰腺外科所涉及的疾病往往病情严重，救治困难。《中华外科杂志》自创刊起，全程见证了中国胰腺外科从启蒙到壮大的发展过程，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胰腺外科的发展。本文回顾了75年来我国胰腺外科医师不畏艰辛、努力探索，在胰腺癌、重症急性胰腺炎、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慢性胰腺炎等胰腺疾病救治领域，从跟随国际同行步伐到齐头并进再到领跑的过程，希望激励同道把握机遇、不断探索、勇于创新，使我国胰腺外科事业继续保持活力，蓬勃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我国早期胃癌的比例逐年升高，其治疗方式也向更加微创、保功能和提高生活质量方向转变，保功能手术逐渐成为早期胃癌的主流术式选择。保功能手术主要包括胃节段切除术、保留幽门的胃切除术、胃局部切除术和前哨淋巴结导航手术。虽然各种保功能手术已取得极大进展，但在手术适应证、肿瘤根治性、手术安全性和术后胃功能评价等方面尚存在争议。仍需进一步开展循证医学证据级别高的研究验证保功能手术治疗早期胃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自1894年Halsted建立乳腺癌根治性手术至今，已历时131年，根治性切除作为最重要的治疗理念和手段，为提高乳腺癌患者的生存率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以来，随着对乳腺癌发病机制认识的深入及综合治疗的进步，Patey和Auchincloss分别提出的两种提高生活质量的改良根治手术成为治疗乳腺癌的主流方式。基于NSABP-B06研究及随访结果，2025年St.gallen共识再次推荐了乳腺癌保留乳房手术“应保尽保”的理念。而在高级别证据的支持下，相关指南推荐前哨淋巴结阴性患者可豁免腋窝淋巴结清扫。AJCC第8版癌症分期对乳腺癌负荷的评价进入到检测循环肿瘤细胞的微观肿瘤负荷层面，肿瘤病理学诊断也不再满足于形态学描述，免疫组化和分子病理学检测信息及二代基因测序技术，为乳腺癌分类治疗奠定了科学基础。乳腺癌外科正在经历从“最大切除”到“最小有效”的降阶梯宏观理念的转变。在此基础上，推动和提高适合中国国情的乳腺外科的规范化和同质化治疗水平，是现阶段乳腺外科同道共同的努力方向。

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是一类高度异质性的恶性肿瘤，其生物学行为从惰性至高度侵袭性不等，治疗方案的制定需综合考虑患者情况及肿瘤生物学特征。新辅助治疗在提高R0切除率、减少术后复发及改善患者预后方面表现出良好的效果，但关于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新辅助治疗的相关研究较少，临床治疗仍有很多困惑。本文基于国内外最新指南、共识与文献，系统探讨了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新辅助治疗临床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包括新辅助治疗的适宜人群、方案选择、疗效评估、手术时机等。目前，新辅助治疗仍面临诸多挑战，未来仍需通过多中心前瞻性研究提供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并有望通过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个体化精准治疗，最终改善患者生存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