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性的艺术：废除警察城运动的启示

端传媒版本：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717-international-cop-city/

2023年6月6日凌晨，在聆听了连续15个小时一边倒反对的公众陈述和抗议后，美国民主党主导的亚特兰大市议会还是以11比4的投票，通过了被行动者称为“警察城（Cop City）”项目的巨额拨款。

警察城（Cop City）在官方文件中叫做“亚特兰大公共安全训练中心（Atlanta Public Safety Training Center）”，是当地计划在南部森林区和靠近黑人聚居区兴建的训练警察和消防员的大型军事化基地，将先后借债投入9千万美金，占地85英亩。警察城项目委托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Atlanta Police Foundation，APF）执行，后者是全国170多个类似机构中规模最大的，在2014年弗格森抗议后迅速膨胀成商业保守派的主要游说平台。APF的董事会囊括了亚特兰大当地最主要企业，Delta、Chick-fil-A、Home Depot、UPS等的高管。

尽管项目经费被通过，“废除警察城”（Stop Cop City，SCC）和相关的森林保卫运动并未结束。紧接着的6月8日是运动的全国行动日，而6月24日到7月1日则是运动发起以来的第六个行动周（Week of Action）。对行动者们来说，重要的在于警察城永远不会被建立（cop city will never be built），而不在于它是否得到了拨款。“你们一建立，我们就烧毁”，也成为了新的行动口号，这让运动的议程和成败得以超越政治精英的决策过程，势能不被任何党派所吸纳。

“废除警察城”可能是过去十多年美国境内激进社会运动的集大成者。“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反对达科塔输油管道”(NoDAPL)，“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等运动的元素穿插交叠其间，变幻出新的公共论述和实践方法。同时，这又是一场缺乏聚光灯关注，却又不断在有机延续的运动，其中展现的韧性和矛盾性也在挑战着社会运动成功失败的二分，刷新了对运动政治机会和生命力的认知。在普遍衰败的政治景观下，废除警察城点燃了新的范式。

废除警察城运动的漫长抗争

今年以来因传媒报道的增多才关注到运动的人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废除警察城”运动在2020年后“黑命攸关”的线下抗议低谷期就已经开始酝酿，目前不仅已经进行了两年有余，而且还有新的行动和议题在不断涌现。

2020年的“黑命攸关”和疫情成为美国大城市警权扩张，中右翼政客粉墨登场的契机。纽约、亚特兰大和费城相继选出了支持警权扩张的市长，亚特兰大的警察城项目则将警权升级推到了极致，不惜铲除森林、借贷30年也要完成项目的兴建。警察城项目利用了部分公众对治安变差和削减警权的担忧，得以在一个高度分裂的城市迅速强化种族和监狱资本主义。

2021年中，半公开的警察城项目细节被亚特兰大行动者发现，频繁而分散的线下抗议和针对涉及公司的破坏就已经启动。9月，市议会在持续的抗议下依然投票通过了方案，旧亚特兰大监狱农场的地块正式移交给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不过项目的推进还需要关键的资金支持。2021年末，在对一意孤行的政客的愤慨中，SCC已经发展成一个连接全城进步社区、学区、行动者、原住民网络的松散联盟，一部分行动者开始在南河森林中搭建树屋、营地，给树木安装钢刺，避免树木被砍伐。2022年，占领活动变得更频繁和广泛。同时，抵制活动蔓延到亚特兰大之外，为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提供服务和资金的机构被骚扰和攻击。供应链资本主义层层代理和外包的体制在降低成本和转移矛头的同时，也为SCC多层级的抵抗奠定了基础。Vice新闻的数据显示，截止2023年3月，以SCC名义进行的至少60多次商业破坏遍布美国19个州。

2022年末，以州层面司法部和警方为首的暴力机关开始加强搜捕和镇压，并给被捕者安上"境内恐怖主义“的罪名。也正是一波波的警方突袭，造成了发生于2023年1月18日的，运动至今最严重的悲剧——佐治亚州巡逻官在对峙中枪杀了人称Tortuguita（西班牙语小乌龟）的森林守卫者Manuel Terán。尽管警方坚称Tortuguita用自己的手枪开火在先，独立机构的尸检显示，Tortuguita身亡前高举双手，但依然身中14枪。

Tortuguita是近几十年美国警方杀死的第一位环境活动家。2021年，故意破坏达科塔输油管道的天主教无政府主义者Jessica Reznicek被重判八年监禁。这两起指标性事件象征着生态危机下，国家对环保运动政治打压的升级。讽刺的是，直到Tortuguita去世，SCC运动才获得了一些难得的全国性媒体曝光，其后的行动周也吸引了更多参与者。

SCC在过去两年融合了激进社会运动可能有的各种抵抗方式。占领森林、广场、桥梁和大学，搭建营地，组织篝火音乐会，烧毁挖掘机，破坏ATM机，设立团结基金，市议会内抗议，揭露警察基金会的黑钱操作，这些方法都在不同时间被不同团体所采用，很多策略都是对国家暴力的临场反应。频繁的不宣告地点的行动周，把暴力机关拖入了持久的游击战。

媒体关注和社运动力

在美国，虽然Tortuguita的去世短暂引起了关注，但Stop Cop City的媒体覆盖度和公众知晓度远不及OWS（占领华尔街）、BLM（黑命攸关）、NoDAPL（反对达科塔输油管道）等更为知名的运动标签。除了极少数的社论之外，美国少有大报对运动进行专门的深度报道。谷歌趋势2021到2023年的同期比较数据显示，SCC关键字的搜索热度不及BLM的百分之一，而且频次完全集中在亚特兰大所在的佐治亚州，这表明它仍然被视为一场地区性运动。

关于运动的核心资料基本在无政府主义社群内部传播，很多无政府主义书店里挂了悼念小乌龟的海报。但是在核心社群外，哪怕是经常关注社会运动的人，也很可能对此不明所以。在推特上，主要的SCC运动账户Defend the Atlanta Forest的关注者只有三万多人，甚至不及之前全国性社会运动的一个地方分部的影响力。 运动的两年间，除了纽约有零星的声援集会，部分城市为Tortuguita举办了悼念会外，没有多城市的快速响应运动，更别说国际辐射度。今年4月初，Angela Davis决定退回亚特兰大市议会授予其的奖项以抗议警察城市项目，这可能是SCC获得的最“高级别”的同盟支持。由于同时反对两党，亚特兰大市议会又由民主党主导，在主流的政治舞台上，SCC没有任何同盟。

SCC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场平和安静的运动，没有情感冲击的影像引发公众的集体愤怒。运动占领的森林现场既不是地标建筑，也因为树木的遮挡而很难取景。占领树屋，森林巡逻并不能再现当年达科塔NoDAPL雪夜占领的悲壮感。因为行动地点分散，冲突的烈度也被大大稀释。

然而，缺乏国际甚至足够国内关注的情况下，运动反而持续了两年多，并且不断有新的战术方法。例如2023年4月末，当距离森林最近的公园Weelaunee People’s Park被清场关闭后，很多占领区和互助项目并没有消失，而只是更分散地转移到了全城各地。或者说，缺乏媒体报道和公众讨论，反而成为了SCC持续下去的动力。

这个悖论后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这意味着运动不会有海量的负面评价和舆论反噬。烧车、炸毁自动取款机等针对资本主义机器的“直接行动”，在2020年“黑命攸关”运动高潮时期一度带来了极大的舆论抨击。所有运动中都有的机会主义劫掠，被保守派放大用来诋毁整场运动。无独有偶，有回溯研究发现，Zapatista也是在国际英文媒体关注度没那么高的时候发展地更好。

战线小的优势也在于，运动的归档和时间线整理也相对简单和清晰。它成为很好的社会运动学习材料。事实上，将社会运动升级需要付出非常多的宣传、解释和协调人力，如果扩大的规模无法和运动内生的力量相匹配，行动很容易在外部压力面前内爆。因而，SCC等于用一种有限的规模，来保障了运动的动力可以长期缓慢释放。

亚特兰大：新的抗议地理学

亚特兰大给不具备典型全球城市特征的地区提供了一些不同的运动想象。纽约和香港，连带着全球南方多个首都和中心城市，在过去的十年，逐步塑造了运动城市的景观范式。它们的运动依靠发达通讯基础设施、金融资本、超高人口密度、庞大中产阶级、自由派媒体网络、政客和明星发言人，很容易窜上社交媒体头条。这些天然的运动优势，亚特兰大都不具备。

亚特兰大是个极端贫困又种族隔离的南方城市。贫困率常年在21%上下浮动，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百分之四十，儿童和有色人种贫困率更高。亚特兰大的常驻人口为50万左右，按照美国的标准也只能算是中型城市，单位人口密度只有纽约市和香港全岛的八分之一。都会区不大且分散，黑人聚集在市区，白人集中在城区边缘，亚裔和拉丁裔新移民围绕I85高速公路两侧分布，无法在短时间内动员起大量城市人口。

亚特兰大地处美国南部佐治亚州，州级政治依然受共和党控制，国家机器的暴力得以加速实施。截止到2023年初，已经有四十多位森林守卫者和抗议杀害小乌龟的参与者，被佐治亚州以“境内恐怖主义”的罪名起诉，其中有23人是在今年3月的一次大抓捕中被起诉。

讽刺的是，这条佐治亚的“境内恐怖主义”立法于2017年通过，本意是为了遏制白人至上分子对黑人教堂的私刑和袭击。立法通过后，白人至上动员和针对亚裔的暴力没有减少，而法条却被刻意扩大化，用于镇压和平占领的抗议者。按照佐治亚方面的司法解释，SCC参与者们违法是因为其通过妨碍州和全国政府的关键基础设施，试图强行左右政府政策。针对森林守卫者的起诉原因中，甚至包括了穿黑色衣服、使用防毒面具和与同伴一起使用吊床。

2023年5月31日，在向外界求助三个月后，三位主管亚特兰大团结基金（Atlanta Solidarity Fund）的行动者，Marlon Kautz, Savannah Patterson和Adele Maclean被佐治亚警方上门查抄并逮捕。TA们被指控参与洗钱和慈善欺诈等金融犯罪。成立了七年的亚特兰大团结基金是向本地被捕行动者提供资助的社运救助项目，是当时BLM和目前SCC的重要募款和支持平台之一。

对亚特兰大团结基金的起诉从根本上激化了以往的国家镇压模式。起诉原因中显示，基金在支持一个叫做Defend the Atlanta Forest（DTAF）的团体。尽管这个团体事实上并不存在，只是一个没有注册实体的推特账号，佐治亚检方表示DTAF目前是国土安全部定义的境内暴力极端分子。2020年后，极端右翼一直不遗余力请求政府将并不存在一个中心机构的“黑命攸关”运动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没想到这个看上去操作性极低的目标，却率先在“废除警察城”上实现了。

除了逮捕人数多，羁押时间久，起诉罪名更重外，佐治亚司法机关设立的天价保释金和DeKalb短期监狱（Jail）内的反人道待遇，也成为暴力机关摧毁行动者意志的渠道。当地的行动者朋友向我表示，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打压，是南部社会运动的日常。一些朋友因此考虑成为“社运移民”，搬家去东西海岸相对包容的蓝州城市继续参与行动。

不过，与以往运动常存的城市优越感（urbanormativity）不同，亚特兰大巨量的公园和森林覆盖率，也推动了新的抗议地理学的生成。城市和森林图景的交织，使抗议得以超越人造与自然常存的空间割裂，跨越种族、环保、原住民、酷儿解放等多个运动。森林阻隔了信号，也是天然的反监控基地，占领参与者被迫抛弃那种高度依赖线上实时连接的沟通方式，转而探索身体的、离线的、以及短距离的信息传递方式。

2023年5月的捐书筹款活动

由于国家机器残酷的镇压，SCC的动员模式更接近全球南方，也更容易得到美国以外运动者的共情。例如，运动一样发起了给被拘禁的森林守护者捐款和写明信片的行动。线上动员也高度仰赖匿名和去中心社交网络的传播，Mastodon中的左翼服务器，Signal、Telegram、Jitsi成为重要的节点。这与2020年“黑命攸关”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大家公开在社交媒体上进行Hashtag传播，甚少使用加密通讯工具。这两年据笔者的观察，美国运动社群，尤其是有色人种运动社群的Signal使用率和加密意识明显上升，这和激进社会运动的扩散息息相关。

无政府主义的低频复苏

目前，“废除警察城”的行动策略，都已经在既有的本地化无政府主义运动中被实践过。这些运动策略被看作“很新”，是因为它们在过去的时日往往被强调中心化协调动员的社会主义左翼社群所遮蔽。

大批的SCC参与者都在过去的去中心化运动的锤炼中一路走来。Tortuguita在SCC前是去中心组织Food Not Bombs (FNB)的深度参与者。FNB起源于1980年代的波士顿，致力于收集与分享免费的素食。截止2021年，尽管不断被打压，全球已有数百个实施去中心化运作的FNB站点，其成员也常常身兼其他政治运动的关键角色。SCC的占领区有免费食物分发点，今年3月还举办了食物自治节，这些实践都让人联想到FNB。从历史角度看，FNB是80年代无政府主义低迷时期少数持续健康运行的激进社会运动之一。从运动结构看，它常常充当其他政治运动的粘合、协调和救济网络。这种无政府主义社群间的交叠、延续和互补，在占领华尔街和反对达科塔输油管道的运动中也得到了展现，很多本地小型书店、互助网络在占领现场都发挥着重要的向导、信息传递和食物供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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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C关于攀爬和抗议音乐的Zines

数人头的集会示威并不是SCC的关键所在，这也使其不那么需要媒体借力来存续。SCC贵在复苏和传播着一整套如何激进生活的尝试，包括如何运作亲和团体（affinity groups），如何匿名筹款和降低风险，如何不靠电力保存食物，如何搭建和维修水电设施，如何DIY一个本地太阳能通讯网络，甚至怎么用攀岩设备爬树，如何处理枪伤伤口等。参与者在营地的体验不仅仅增长了运动的“知识”和意识形态的理解，更是掌握了一套可以在远离暴力机构的情况下共同生活的通用技能。

费城某无政府主义书店的海报

SCC的抗争也是疫情后无政府主义低频复苏的信号之一，尽管这种趋势很难用数据证实。它往往来自于一些细微的信号，比如“Mutual Aid”这类词汇逐步进入了非无政府主义社群的论述和实践，又比如本地无政府主义书店举办的DIY工作坊时常爆满。SCC是这些趋势中的小支流，既反对着国家和司法的暴力，也在拒绝一种目标和步调统一的运动组织形式。

韧性的艺术

SCC运动的持续当然也伴随着危机。亚特兰大被认为是21世纪移民和少数族裔的新落脚城市。在城郊，亚裔和拉丁裔人口比例一直在飞速上涨。但是，亚裔和拉丁裔聚集区在东北部，森林区则在东南的反向位置，物理距离成为了天然的参与屏障。移民社群因为长期的地理和居住隔绝，也更容易对废警主义心生怀疑而远离运动。目前看来，对SCC支持度最高的社群确实集中在东部、南部、市区和黑人大学城的贫困社区，也是这些社区的市议员就项目投了反对票。另外，运动的匿名性保障了参与者对外的安全和平等，但也同时增加了运动内部，尤其是亲和社群之间维持信任和互相问责的难度。与2020年西雅图国会山自治区（Capitol Hill Autonomous Zone，CHAZ）出现的情况类似，SCC内部也依然存在着跨族裔动员的一些障碍。

在警察城拨款已经被批准的现实之下，SCC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将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在可见的未来，这场运动依然不会有政治精英的支持，佐治亚共和党将之视作打击极左、收复选票的利器，而以市长Andre Dickens为代表的民主党人则试图修补和警局的关系，继续扮演着沉默的帮凶。围绕6月6日的媒体报道基本都在预设一个盖棺定论的结局：项目经费已经批准，选址没有Plan B，抵抗运动已经失败，警察城市最终将兴建。SCC一方及时提出了关键的反驳，但它需要积蓄力量来扭转运动的落败感。

“废除警察城”恐怕已经适应了当下腹背受困的局面。当两年前警察城项目第一次被批准后，运动就已经面临过士气低迷和人员流失的挑战。最终，运动通过分散而多样的行动周议程拓展了议题，复苏了活力。同样的，6月末的第六个行动周也成为了积蓄运动势能重要的试验田，参与者们通过小乌龟的悼念会、公园派对、商家抵制等活动吸引了更多新人加入。同时，去中心的社区会议、被捕须知工作坊、食物分发、野餐会等还在定期举办；在警方对森林的严防死守下，距离森林不远的Brownwood Park成为了新的占领和活动区。选举动员方面，一个新的联盟正在推动警察城进入今年11月亚特兰大的全民公投，而市政府一次次百般刁难的回应，正在帮助酝酿新一轮的街头运动。如今，“废除警察城”不再仅仅着眼于反对一个既定的市政项目，它更是关于亚特兰大的政治格局，草根动员的边界，关于普通人在当下还可以如何用肉身抵抗嗜血的机器。

从1980年代末的ACT UP到2000年代的反战抗议，反建制运动的历史轨迹说明，抗议的持续并不总是需要一个理想的政治、媒体和地理环境。而2020年BLM后迅速倒退的公众支持也在警醒行动者，表面上的运动同道，比如看似坚韧的跨种族联盟支持，也可能是后期摧毁运动的一颗定时炸弹。对采用直接行动的激进社会运动来说，一些因素的缺乏似乎才是孵化坚韧性的条件。SCC的当下，是对这种矛盾性最好的说明。

分化还是联合？时代夹缝中的美国左翼组织

媒体链接

对美国左翼来说，2022年不啻为收缩、失速与退守的一年。在区域战争、通货膨胀、堕胎权倒退、中期选举等层层叠叠话题的笼罩下，美国政治重新撤退到了两党的激烈鏖战。

2016年后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民主社会主义（DSA），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飞速发展后，终于在疫情后到达了瓶颈期。2021年初，DSA达到了全国正式成员数量94000多名的顶峰，之后开始了缓慢滑坡，直到现在停留在九万左右。这个规模和几年前每个小左翼组织几十到几百人，观点互相割据的状况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左翼力量到达拐点由盛转衰的趋势也是不争的事实。

除去纽约作为绝对的左翼大本营，美国普通城市的左翼散架似乎更明显。即使成员数量缩水不严重，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参与组织会议，更多的会员则只是交一个几十美金的年费。2017年，我曾对当时DSA一路暴涨的会员数提出了一些担忧，最终，这种忧虑也成为了事实。

进退失据下，美国左翼还反复栽在国际局势的立场上。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后，DSA的国际委员会于2022年2月中发表了一份声明，只谴责了北约的军事干预策略，却对入侵行为本身视而不见。可以想见，来自保守派、自由派和左派内部的各种批评纷至沓来，DSA的公众形象大打折扣，对其后续吸引有生力量造成了重大打击。

然而，从成员数量和外交立场出发对美国左翼的发展进行定性，又是有失公允的。针对DSA为例的美国左翼，或是所谓“西方左翼”的批评，经常将之看成一个统一的圈层。但是，左翼立场不能和少数进步议员和左翼学者的推特发言划等号，DSA并不能代表美国左翼生态，对外发声和动员草根的左翼也往往不是同一群人。哪怕看似相同的组织标签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延展，也会发展出不同区域生态下多元的社群，复杂的矛盾。

本文希望借助个体经验和与运动参与者的对话，从另外的侧面描绘美国左翼在困局下的境遇。美国左翼社群被围困的现实背后，也折射出不少更普遍的组织动力学上的问题，这对思考群众运动走向和去中心动员的利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教训。

美国左翼网络的沉浮

2016年秋天，特朗普上台之前，我转学到纽约，其后又定居费城，也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和参与美国东北部正处在萌发期的左翼运动。当时大环境风云飘摇，民主党的失误成为众矢之的，主流政党外的左翼思潮处在绝对的上升期。在我所在的高校，至少有四个正式注册的激进左翼学生社团，这还不包括黑命攸关、左翼女权组织和更无政府、反建制的反法西斯（Antifa）网络。2016年大选后的一年内，几乎所有学生活动中心的左翼公共例会都人满为患，闻讯而来的学生经常要站在门外旁听。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DSA）是这股年轻人热情的最大受惠者。DSA在80年代是左翼圈子中染上道德污点的“保守派”，成员以老白男居多，被讥笑是恶意利用了苏联解体后挺苏左翼的崩坏而拉起了地盘。2016年前后，DSA因为帮助桑德斯竞选，其知名度一路蹿升，开始得到主流媒体的重点关注。这种媒体关注的倾斜也开始对其他更小，往往更激进的左翼社群构成了生存困境。于是2017-18年间，大量以前隶属于别的左翼组织的老成员开始纷纷加入DSA。还记得当年组织的内部邮件组里，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老成员心情复杂的“辞职信”，表示虽然不喜欢DSA的“温和”立场，但是后者的规模效应可以提供更多参与工人运动和推举激进派进入竞选的资源。

同一时期，DSA在选举政治上的成功也在强化这个策略的合法性。2017年，DSA成员进入了15个州的议会和市政厅。次年，这一数字暴涨到40个州，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和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也在DSA的助选下成为美国国会众议员，DSA旋即成为美国左翼在国际上最著名，也最有效的宣传平台。2018-2021年，尽管遭遇疫情带来的动员困境，DSA还是保持了极强的动员能力，只用了短短三年多时间，成员数量就翻了一倍。在选举政治层面，更多的DSA候选人进入地方政治场域。2020年至少36位DSA成员在地方选举获胜，内华达的民主党几乎全部被DSA推举的成员取代。

然而，进入2022年后，战争和接踵而至的恶性通货膨胀，推着摇摇欲坠的时代划向了别的轨道，左翼组织也不可避免受到了冲击。至少在美国，加入左翼组织不再是进步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潮流，而反而背负了幼稚冲动暴力的负面刻板印象。在我的大学，一所东北部私立高校，在2017、2018年极为活跃的反法西斯网络不再有动静，跨越学系，连接学生和教职工的重要沟通渠道就这样销声匿迹。

疫情像山脉一样隔断了两代人，高年级左翼毕业了，新人完全不了解曾经的社运历史。今年学校政治社团公开辩论时，左翼组织经常缺席，即使在场的时候也很难获得台下观众的支持，倒是保守派社团人气渐旺，不仅资金雄厚，还总有一大帮学生后援团。出于好奇，我一度查阅青年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YDSA），也就是DSA青年分部在学校的正式注册人数，结果是三人。

绝望只有在特定的时点才会构成年轻人参与左翼政治的催化剂。当经济形势变得更为糟糕，以至于威胁到了个人的基本生计，需要长期精力投入的左翼社团并不会出现在年轻人的行动列表中。比起参与每周一次的政治例会讨论，大学生们忙于在职业展会上投递着改了几十遍的简历。

观念分层和去中心下的动员难题

大环境的衰败外，以DSA为代表的左翼组织面临的困境，还来自于快速发展期出现的组织协调和代表性问题，而这恰恰是其之前成功运作期的副产品。

和任何大型组织类似，DSA同样是一个层级体系，地方分部下有区域分部，大的区域下还要继续细分。在年龄层上，青年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YDSA）主要吸纳低收入的学生会员，其与总部之间就政党政治产生的分歧也早已不是新闻，前者不屑于参与任何政党政治，后者则还在积极介入地方选举。

除了区域地理上的划分，DSA在过去三年不断成立新的围绕具体进步议题的委员会和工作组，每个工作组都有不同的入会规则。比如，各个区域都有的劳工工作组吸纳了学生、学者、工运人士和工会代表，此工作组下还有多个结合当下工运的平行项目，例如餐厅工和物流工项目。

不论立场左右，当一个缺乏资金的组织发展到全国的规模，很容易出现分化、协调和对外发言的问题。在如今已成经典的“无架构的暴政”一文中，乔·弗里曼（Jo Freeman）描绘过自己所经历的女权社群的内部压迫。不论如何放权和去中心运作，进步社群内部总会有既定的结构和某种等级秩序，运动外的公众也经常期待运动有一个统一的立场和发言人。在这种情形下，总有成员会被推上发言人的位置，总有立场会成为所谓的官方立场。

对DSA而言，同时维持多个层级和平行实体不仅困难，更容易令外人误解。一些观察者可能也已经注意到，DSA的国际委员会并不等同于DSA，它是DSA社群内的一个分支，需要已有的正式成员单独申请才可以加入。而很多进入国际委员会的成员，本就是组织中对DSA与民主党合作，走选举策略不满的成员，这些人也往往是更追求左派理念纯洁性的成员。同时，DSA下也有更支持美国以外群众抗争运动的党团（Caucus），比如“面包与玫瑰（Bread and Roses）”。因此，DSA就乌克兰的声明，更应该被理解成组织内部派系分歧的产物。

另外，在成功运作的选举背后，DSA却尚未探索出有效问责机制去制约当选左翼的后续言论和实践，这在去年发酵的贾马尔·鲍曼（Jamaal Bowman）争议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鲍曼是DSA于2020年开始支持的纽约16区议员，被广泛认为是左翼立法者小队（The Squad）的一员。然而，其上任后立即表现出了亲以色列的立场，支持国会对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的拨款，还于当年在亲以色列的游说组织J Street支持下会见了以色列总理。面对鲍曼的“反水”，DSA内部就是否要开除鲍曼的会籍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和内爆，有人坚持划清界限，有成员则认为需要借此进行建设性改革。也有成员指出鲍曼已经是国会最激进的黑人议员，开除他会导致DSA进一步被“洗白”。

最终，DSA的领导层，也就是被称作全国政治委员会（National Political Committee，NPC）的16人代表团决定不开除鲍曼，而这又遭致旗下关注巴勒斯坦解放的BDS工作组的强烈反对。在3月一个公开决定中，DSA领导层以传播假消息等为由，宣布解散BDS工作组，其推特账户被即刻注销，所有工作组成员不被允许进入NPC。这又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大量DSA成员的抗议和其他巴勒斯坦公民组织对DSA的抵制。这场刮了大半年的组织旋风，不仅暴露出左翼内部协调共识的混乱，也加深了外界对其民主决策和执行能力的不信任。

议题的争夺与对调

本年度美国两党政治和文化战争的结构性转变，对左翼组织的动员也很不利。在罗诉韦德被推翻后不久，堕胎话题迅速被民主党操作成了一个本党必争的议题。这导致今年的美国左翼难以逃离非两党政治的绑架，对堕胎做出更交叉性的阶级视角的分析。

而日常左翼所需要高度参与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议题，却是过去的一年共和党面对堕胎议题反噬而主推的。换言之，左翼和自由派的议题差异进一步拉大了，这使得前者更难直接从后者吸纳到新的成员和关注度，很多时候是在和保守派单打独斗。左翼在经济问题上和保守派的对位，也容易让其看上去与缺乏同理心的右翼互为镜像。似乎激进左翼就是一股自由派外的极端势力，道德纯洁、不懂妥协、缺乏策略又推崇暴力。

让意识形态轴线进一步模糊的还有右翼对工人阶级议题的介入。由于通货膨胀和各类工人罢工在美国的蔓延，右翼在疫情后对劳工议题表现出了空前的兴趣，各种似是而非、极具混淆性的“挺劳工”言论层出不穷。比如在反无证移民的话题上，除了经典的“本国工人阶级遭受移民劳动力冲击”外，右翼还会提出诸如“反对移民工人，是保护TA们不被美国垄断大企业剥削”的迷惑性论断。而美国高度工业化的农业和食品加工行业中，对非正式和季节性移工的高度依赖和残酷剥削，又似乎确实在佐证右翼的一些意图不轨的批判。或者说，进步主义一方对移民和劳工议题的浮于表面的支持，给了右翼极大的可乘之机。

事实上，哪怕是在全盛时期，左翼组织在年轻人中的渗透力都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充分。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左翼组织往往呈现区域上的聚集性，蓝州蓝城的组织多而密集，而其他小城市和城郊的网络严重不足。数据上看，YDSA在全美有130多个学生分部，但是很多分部集中在主要城市。而保守派方面，仅极端保守社团转折点美国（Turning Point USA）一家就有五百多个分部之多，在很多地方都没有对标的左翼网络与之抗衡，更别说更多半地下的社团网络。

AOC中期选举前后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了左翼思潮流行背后组织性的劣势。相比右翼早就成熟的从草根到全国精英的人才和资金输送网络，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和各种金钱暗流（Dark Money）的运用，左翼只在过去几年才拥有类似的动员模式，而且因为资金不足，当选的左翼候选人和之前支持TA们的左翼组织的互动，也不够频繁和密切。很多时候，左翼组织被迫不停地寻找下一个要去支持的激进派，而难以有资源维系之前的关系。

组织韧性和区域动员

然而，危机当下，左翼的工作也并未停滞。抛开DSA受损的公共形象，其旗下各分部还在进行不少有意义的区域建设和动员，可惜这些地方性的努力常常被全国性的议题所遮蔽。

今年来，DSA在很多区域和议题去中心运作上都颇有建树，很多基于特定议题的工作组也确实参与和推动了最基层的动员工作。比如，DSA餐饮工人的工作组过去一年都在深度介入全美主要城市星巴克和Chipotle门店的工会运动，很多成员直接进入了门店工作。DSA的劳工工作组成立了一个全国劳工团结基金，用于帮助旗下各分部继续推动本地的劳权斗争，迄今为止已收到每年四万多刀的定额捐款。一些DSA成员也同时参与其他左翼行动网络，比如没有单一纲领的Tempest行动组。之所以这些动员工作很难被劳工运动网络外的社会成员关注，也是因为如今的服务业工人运动和制造业的大规模罢工有不同的模式。特别在组织咖啡厅和快餐店运动中，组织往往被拆分到不同的线下门店，每个门店都有特殊的劳动雇佣情况和社区支持。而单独一个门店的运动，又往往被视为规模不够，得不到主流媒体的重视。

用于支持DSA全国劳工团结基金的义卖T恤

本次中期选举，DSA芝加哥分部联合工会和其他进步组织，成功推动了州宪法承认工会权，伊利诺伊也成为美国继纽约、新泽西和密苏里外，第四个州宪法保障集体协商权的州，这使得未来的劳工权相对独立于两党政治的波动和冲击，工人运动也得以有更多的余地发展新的议题和行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DSA的各个基层组织也在不断探索如何更好地进行多议题的动员。例如，普渡大学的YDSA分部面对疫情期间参与水平的下降，就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动员方式。过去两三年，YDSA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会员，大力推行委员会制度，学生会员被打散到不同的去中心小组。这有效增加了会员数，但也吸引了大量只对特定议题感兴趣，而和其他左翼场域毫无互动的成员，一个环境社会主义小组的成员可能对女权工作组的情况一无所知。同时，打散后的小组往往人手精力不足，最终虎头蛇尾无法完成项目。从2021年夏天开始，普渡大学的YDSA选择了只同时介入一到两个有资源推动的运动，并按照组织分工来运作分部。这种基层组织上的探索、拉扯和实验，在许多分部都在默默进行着。

重重危机下，坚持在努力做事的个人并没有减少太多。不论人数多寡，每个组织总会有搭便车的人，真正投入做事的人都是少数，参与的不平等似乎是个超越意识形态的困境。这个意义上说，左翼浪漫主义的消退也未尝是坏事，它让人看到退潮后每个组织内谁在真正做事，谁在消费热点，谁的劳动、怎样的劳动在维持着日常的运作。

分化还是联合，美国左翼的选择和教训

疫情后，面对本地参与机会的减少，我降低了参与典型的左翼运动的频率。对我来说，和左翼运动保持一定的组织距离，也并非不再相信左翼的理念，而是对组织化的左翼运动中不断生成的内部差异、人际圈层、情感内耗和本土主义倾向表示更多的审慎。究其根本，哪怕外在政治观念一致的一群人聚在一起，TA们的身份认同、人生经历、道德标准和处事方式还可能存在极大差异。适合一起日常合作，可以一起对话聊天，和看似价值观相近的群体这三者，并不一定重合。

一位巴西左翼朋友曾与我分享过他内心的纠结：过去三年，他会经常参与美国争取社会主义和解放党（PSL）组织的拉美讨论。在外宣上，PSL可能是北美最挺中俄政府的斯大林主义组织，以前抗议遇到举着PSL旗帜和穿着组织T恤的队伍，我总是出于本能绕道走。但这位朋友坦言，PSL的部分分部也是唯一会经常关注巴西议题，经常接待境外拉美行动者的组织，这些活动帮忙凝聚了不少拉美左翼。在我不多的本地参与中，PSL的一些成员也总是会出现在抗议士绅化和环境种族主义运动的一线。在一些特定的时刻，我确实感觉自己和这些成员站在一个阵线。就像并不是每一个科技公司雇员都支持监控社会，也并非每个组织中的左翼都无条件支持组织的官方立场。

九月初，写作了无数劳工经典读物的艾伦瑞奇（Barbara Ehrenreich）去世。尽管投身劳工和性别运动，她对工人阶级复杂人生处境和选择的关心，使其很难被归入任何左翼激进主义传统和现实运动条线。她70年代提出的课题，特别是对美国职业管理阶层兴起的理论，过于超前于时代，以至于相关讨论直到2016年大选后才被人拾起并广泛传播。很多左翼并没有和时代同频的奢侈，这其中大量是拥有多重边缘身份的个体，TA们对左翼政治的关注常常还夹杂着更复杂的，难以被目前运动组织共情和消化的维度，这也使得TA们更多在组织外围以独立的身份介入社会议题。在美国中心的运动结构里，苦难之间不仅不相通，还得按照等级编排次序。

这也不仅仅是美国左翼的问题。比如在巴西，左翼运动一样面临着无法容纳更多种族、性别、国别维度的困境。在被两党政治和高压政治所裹挟的地区，左翼要积蓄动力就似乎不得不做更多妥协，努力不割席和求同存异。那些不愿意妥协的边缘左翼，在这个过程中则慢慢被甩出正式的组织。在多重边缘中，个体总会面临更多的道德和实践困境：究竟是彻底斩断联系、独善其身，还是要在矛盾性中努力摆放自己，在不完美的运动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缝隙？

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也是流动的，取决于每一个当下情境中的个人状况。那些曾在左翼运动中获益、成长、燃尽和受到伤害的人，也会把这些并不美好的反思带到其他斗争场景中去。有人在更小的本地组织做事，有人参与离散社群的活动，有人不依赖组织做行动，当自己的力量足够强大，接触的社群逐步多元，也就不再需要左翼这个伞式标签来巩固运动中的认同，不再需要把自己绑在一艘大部分成员并不决定航线的轮船上。2016年后，美国分散的左翼力量因为DSA而聚拢起来，而如今，运动中的少数群体开始重新思考战略战术和自己在运动中的位置，而TA们的选择才是决定未来激进政治的中轴线。

街头战争：美国堕胎权的社会运动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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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众早已有了心理预期，连各地的游行也已经提前宣布过时间地点，美国最高法废除罗诉韦德案的决定，还是在过去一周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冲击。作为全世界女权和性别解放运动的核心诉求之一，堕胎权从未在美国全国范围内以正式立法的形式存在，它的倒退动摇了司法中立的根基，也在美国进步运动中再次撕开一个裂口，让我们得以再次窥见反堕胎运动背后的恐怖实力。在六月末游行的队列中，民众们高举着最高法院法官托马斯的头像加以诅咒，但更多人也意识到，最高法不是一个孤立的、隔绝民意的保守派小圈子，它背后是整个美国保守主义机器的合力，展露着草根运动通过中介组织向最高权力机关不断输血造势的能量。 

堕胎议题的党派化

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时期，堕胎完全不是一个党派化的议题。一些有宗教背景的民权运动人士会反对堕胎，而反过来一些保守派人士可能会支持堕胎。七十年代初，纽约州主要推动和反对堕胎自由化的官员都是共和党人，民主党内部也撕裂严重。而民主党内则有很多其他经济文化立场较为激进，但反堕胎的天主教徒。在罗诉韦德案前，天主教徒的身份也被认为是决定堕胎立场最重要的因素，普通清教徒一般会选择支持堕胎。 

1973年后，由于当时的整体社会舆论并非一边倒支持堕胎，在保守主义者心目中，这是一小撮进步主义者不顾传统主义的主流民意，裹挟了美国政权来推动了自己的激进议程。于是，松散的右翼需要联合起来守卫岌岌可危的国家，需要通过议题重组的方式来建立反堕胎的统一战线。60年代以来，广泛的民权斗争已经让尼克松得以动员起其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罗诉韦德案终于成为这些保守力量集结的号角。自1972年开始，预料到罗诉韦德将通过，反堕胎机构在全国的地标周围展开了游行示威，并用寄送葬礼花圈等行为艺术威胁支持堕胎的地方官员。这和如今的社会状况形成了诡异的倒置，从进步派的视角看，同样是一群早就失去主流民意支持的保守派控制了国家机器。 

不过，这种统一战线的重组不是一蹴而就的。晚至1976年，隶属于政治福音派的美南浸信会还公开宣称支持堕胎，理由是“凡天主教徒支持的我们都要反对”。一个常被人忽略的事实是，在整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中叶前，支持堕胎的共和党人比例反而比民主党人要高，这个趋势要到1988年才扭转，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晚得多。要到了里根任下，天主教徒才大量皈依共和党，共和党内的其他宗教人士则开始转向支持限制堕胎。直到那时，人们今日熟悉的“宗教右翼”才开始建立起稳固的政治联盟。堕胎议题的政党化也是民主党持续划界的结果。九十年代开始，特别凯西诉计划生育诊所后，高院修改了堕胎限制但是重申了堕胎权，民主党也开始彻底拒绝反堕胎者参与核心党派活动。 

历史的悖论在于，恰恰是因为美国社会整体观念的进步，让堕胎真正与性别解放挂钩，它才逐步分野成为一个党派化的议题。保守派和其内部更极端的右翼条线，才得以拉开整个反堕胎的运动大幕。 

反堕胎运动的直接行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反堕胎运动一直以强悍激进的街头诊所抗议（clinic front activism） 而为人所知。在非暴力一端，右翼激进分子们会用身体和标语牌阻塞去堕胎诊所的路和大门，在诊所门口散发反堕胎传单，或是对提供堕胎服务的工作人员和试图进入机构的客户进行劝说和警告。在暴力的一侧，右翼行动者采取入室破坏、炸弹威胁、化学武器、器械攻击、跟踪绑架的方式制造恐慌。1977年到2015年，反堕胎人士共谋杀了8位医务工作者，制造了42起爆炸，186次纵火。

80年代主要的反堕胎组织之一“救援行动”（Operation Rescue）的口号充满着预兆性政治的意味：“如果你认为堕胎是谋杀，那就按照这是谋杀来实施行动”。“救援行动”擅长借用民权运动时期公开静坐的方式包抄诊所，禁止任何人进出，以逼停其营业。80年代中下旬，“救援行动”经常故意冲撞诊所和其他大型集会，导致大批成员被捕，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媒体的关注。当时还有很多独立的地方性组织以“救援行动”的名义自行发动抗议。以“西部救援行动”自称的组织在1988和1989年两年间，就组织了近400次诊所围堵行动。换言之，2000年后才为无政府主义阵营所推崇的“直接行动”、“去中心”话语和策略，在当时的反堕胎运动中就有极致的体现。 

面对右翼激进的街头战术，进步派们却走了并不那么高明的一步：他们试图通过立法手段来给右翼施加行动限制。比如以全国妇女组织（NOW）为代表的自由派利用了联邦的反敲诈勒索法案（Anti-racketeering Act），试图让法律禁止捣乱的右翼人士进入诊所范围。右翼当然不甘示弱，以万能的言论自由为依据，拒不执行命令和反向诉讼。最终，无数的案件雪花片一样被打到了最高法。 

1993年，妇科医生戴维·冈恩被反堕胎分子在他佛罗里达的诊所外枪杀，克林顿政府于次年通过了法案禁止围堵医疗机构，但其他抗议行为依然被允许。2000年，在希尔诉科罗拉多州案中，自由派主导的最高法终于以6比3认定，任何人处在包含堕胎诊所在内的任何医疗机构附近时，不能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在其周边的八英尺范围内进行抗议、教育、分发资料和咨询。这个判例禁止了任何超近距离的街头诊所抗议，较有效地遏制了右翼通过激进街头战争的方式传播运动理念。但这一刻距离反堕胎运动集结已经至少过去了二十年，右翼已经通过诊所动员积累了大量进步派未能获取的经验，也为他们之后行动的变体打下了基础。右翼的诊所动员也并未销声匿迹，过去20年，他们不停在各州发动草根动员，试图让高法推翻希尔诉科罗拉多州案。2014年，在麦克库伦诉考克利一案中，最高法9-0判决马萨诸塞州计划生育诊所外强制设立抗议缓冲区（protest buffer zone）违宪，宣告了右翼街头诊所策略的复燃。过去两年由于疫情，堕胎诊所外护送病人、报告暴力行径的志愿者人数有所减少，这也导致2021年诊所暴力出现了剧烈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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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泽西一家诊所外的反堕胎人士和诊所护送志愿者，点击查看更多图片

进步派与宗教右翼的运动，经常互相作用与影响。如果说在种族、移民等别的社会运动领域，保守主义者经常采用反应性（reactionary）的动员，即以反对进步主义为纲领，那在堕胎领域，进步和保守的轴线是颠倒的，是宗教保守主义者在主动出击吸纳有生力量，包括年轻人的参与。在已经成为社会运动领域经典读物的《生命权运动家的生成》中，社会学者齐亚德·蒙森（Ziad Munson）展示了反堕胎运动的动员过程是如何一步步强化年轻人的保守立场的。高密度的社群活动，基于关系的一对一邀请和说服，让年轻大学生更容易加入反堕胎而非堕胎权的阵营。在作者接触到的反堕胎行动者中，绝大部分人在接触这个运动的时候，并没有强烈的反堕胎立场，甚至大都是支持堕胎权的。 

正如政治学者约书亚·威尔森（Joshua C Wilson）所总结的，堕胎权利运动一直以来都被保守派牵着鼻子走而处在被动防守的位置上，未能提出清晰的社会运动诉求。拿抗议缓冲区作为例子，主流自由派在坚持缓冲区立法合理的情况下，实际上也在自缚手脚，限制了进步阵营还击右翼极端行为的能力。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等组织也一直反对采用抗议缓冲区来保护堕胎诊所，这使得堕胎权运动内部分裂更甚。 

我们从未进步过？

罗诉韦德案掀起的司法争议，也弱化了其他因素对怀孕个体堕胎自由的削弱。如果我们去检视美国过去十到二十年堕胎服务提供者遭遇的危机，就会发现把目前的司法倒退看作唯一的文化战争分水岭是极为不合适的。 

有研究估计，全国堕胎权下放到各州后，大概会有四分之一的计划生育诊所要被迫关闭。但堕胎服务下行的趋势，其实是过去几十年的常态。在美国主要有三类机构提供堕胎服务：私人堕胎诊所、计划生育诊所和普通医院，其中近六成的堕胎是在私人诊所进行，三成多在计划生育诊所，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在普通医院。根据非政府组织堕胎关怀网络（Abortion Care Network）的统计，2012年到2020年，私人堕胎诊所已经缩减了三分之一。堕胎服务机构关闭也不仅发生在保守州。比如俄勒冈是美国堕胎政策最为自由友好的地区之一，2017年的生育健康平等法案专门确立堕胎权和免费堕胎服务，但是自80年代以来，州内堕胎机构数量已经减少了四分之三。 

与堕胎诊所缩减并行的，则是全国性反堕胎医疗机构，往往自称怀孕危机中心（Crisis Pregnancy Center，CPC）的地毯式扩张（点击此处查看数据库）。截止2020年，全美范围至少有2500多家CPC，它们往往由各个族裔的宗教保守派创办，而最集中的创建时间恰恰是九十年代甚至两千年之后。这些危机中心在官网上一般不会表露自己的宗教背景，营造出一种能为意外怀孕的低收入妇女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形象。由于财政实力雄厚，他们也确实可以提供免费咨询热线、婴儿尿布、超声检查、专车接送等服务。等客户抵达诊所寻求帮助，员工会大肆宣扬堕胎的不良后果，恐吓客户一旦堕胎就容易得乳腺癌，抑郁症，终生不育和猝死。 

除了从富裕宗教人士和保守派基金会获得援助外，这些形形色色的反堕胎医疗机构还有不少“创新”的经费来源。多方媒体智库的深度报道显示，至少有俄亥俄、印第安纳、密歇根等十个州政府打着支持贫困妇女的旗号，挪用联邦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ANF）来赞助所谓的“堕胎另类选择（A2A）”项目，而这些项目一般外包给CPC来运营。最著名的A2A项目“真正的替代选择（Real Alternatives）”源于宾州，使用TANF经费来劝阻意外怀孕的妇女堕胎，目前已经成为跨州的反堕胎资金网络。而宾州也是最早挪用扶贫基金用作反堕胎宣传的州，相关的操作已经进行了20多年。 

另一块经费则是在州法律的允许下，售卖“选择生命”定制车牌的利润。“生命肯定”、“选择生命”等是经典的反堕胎标语。2000年，在保守派组织“选择生命”的政治操作下，佛罗里达成为第一个允许销售此类车牌的州。此后，“选择生命”不断炮制相似操作，截止2019年底，全美共有33个州可以购买反堕胎车牌，还有很多州正在等待上线，而每个地区都有单独的募款和行动小组。机构表示仅仅通过车牌就已经获得2800万美金资助。反观堕胎权一方，目前只有四个州有“支持选择”，也就是支持堕胎的定制车牌，且销售业绩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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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州的“支持生命”车牌模版 

相比因为新冠疫情而陷入财政紧张的堕胎诊所，CPC数量近些年来稳中有升。纽约时报的多次深度调查就发现，对于美国亚裔外的大部分少数族裔来说，她们住址附近怀孕危机中心数量都超过了计划生育诊所。即使在自由化程度极高的纽约州，这些反堕胎诊所的数量也超过了堕胎诊所的数量。 

除去交通住宿和诊所内的花费，堕胎还包含一系列的医保不涵盖的隐形成本。计划生育诊所和私人诊所稀少，预约等待时间较久，医疗人员工作负担重，服务态度差，周边无配套日托中心等因素，也是一些没有医保的工人阶级女性选择去怀孕危机中心碰运气的原因。讽刺的是，在笔者所在的美国费城，市内怀孕危机中心的谷歌评分要显著高于其他堕胎诊所。因此，即使在法律得到承认的年代，即使在传统上所谓的蓝州蓝城，工人阶级少数族裔能够免费低价获得堕胎服务依然是一种奢侈。 

并线的文化战争

很多分析及时地指出，高院对堕胎权力的打压背后是全面的文化战争，试图以法律原教旨主义驳回已有的一切靠隐私权得以成立的平等法案，特别是同性婚姻。一个保守化的高院背后，是一套成熟的保守派法律精英培养体系。以联邦党人学会为主导的保守派法律人圈子自80年代至今向地方和最高法输送了无数的法律精英，包括现任的六位高院法官。前任大法官斯卡利亚也为无数案件撰写过反堕胎的意见书，其生前一度表示自己非常看重联邦党人学会成员对自己从业的看法，包括这些成员们怎么在午餐会中谈论自己。 

诞生于耶鲁哈佛芝加哥法学院的联邦党人学会（The Federalist Society）在美国高校中有超强的渗透力，有法学院的高校基本都有其学生分部，为学生提供社交活动、实习机会和职业生涯发展建议。其学生组织和从业律师组织网络是动员结构中最重要的社群，是法律学生向保守司法精英步步进阶过程中的两类中介机构。 

在州级地方层面，对跨性别权利的打击方式，越来越接近反堕胎运动的模式。出台反跨性别和反堕胎法案的州高度重合，为跨性别群体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和诊所受到频繁威胁。那些同时支持跨性别和非二元堕胎权的堕胎诊所则受到了两面夹击。在诊所动员的策略上，反跨运动也在复制反堕胎运动的经验。比如反堕胎运动常常会把支持堕胎的诊所和医生照片挂在网站上方便人骚扰，这也是延续自90年代右翼分子把堕胎医生照片贴在街头的策略。如今，反跨运动家同样收集了全美境内的跨性别诊所和从业人员信息，并做成了地图可视化项目。 

从全国到地方层面的新右翼最为关注的，恰恰是文化宗教维度上的保守主义。反而在经济和劳工层面，右翼会和传统的左派有更多共识。左右的分歧从是否支持普通工人的权益，转变成支持哪种身份群体的劳工权益。贫困妇女、少数族裔和性少数的经济权益需要被牺牲，来增加白人男性工人阶级的福利。 

这也呼应了为何如今的极端右翼组织越来越多出现在线下性别运动的现场。6月初，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爱国者前线”（Patroit Front）的三十多位成员在全副武装后，从十多个州赶到爱达华州试图攻击当地的年度酷儿骄傲游行。同期，“骄傲男孩”则在加州阿拉米达县骚扰了一次跨性别青少年的活动。在这些极端右翼看来，只有传统白人家庭的价值才能维系美国的国际地位，“强大的家庭造就强大的国家”也成为抗议里常用的右翼口号。支持持枪的极端右翼往往囤积大量军火，给手无寸铁的进步派集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 

重拾堕胎的社会运动维度

由于罗诉韦德案的奠基性地位和其与隐私权略微牵强的勾连，美国关于堕胎的讨论，相当强调法理和程序性，也不太汲取别国的经验，这与东欧和拉美通过街头运动和跨国网络争取文化改变的模式截然不同。比如在墨西哥，不仅有相当多的女性诉诸于非正规堕胎渠道，在部分地区堕胎逐步合法，国家层面堕胎非罪化后，女权运动家们也一直在用街头宣传、客厅会议等多样化的方式，推动普通人观念的更新。而在阿根廷，多年的性别运动推动下，2020年国会终于通过了堕胎自由化的法案，而且是以尊重女性和性少数生殖自由的方式定义堕胎行为，比美国的司法判例更进步。 

六月在美国多地爆发的示威游行，号召参与者选择绿色着装，也是受到阿根廷堕胎抗议的启发。2003年，阿根廷的“全国合法、安全、免费堕胎运动”（the Campaña Nacional por el Derecho al Aborto）借鉴了70年代“五月广场母亲”运动中白丝巾的传统，将白色改成绿色象征健康与希望，这个抗议标志很快传遍了拉美的女权运动。目前，全世界主要地区的堕胎权运动，都已经采用绿色作为象征颜色。在罗伊诉韦德废除消息走漏的时候，就有美国的运动家指出，自己应当放下资本主义帝国中心的傲慢，更多学习拉美等地水滴石穿的运动经验。目前，经历新一次左翼粉红浪潮的拉美，也是全世界堕胎权进步最快的地区。2022年初，哥伦比亚的堕胎权也有了质的飞跃。 

一个逐步极端化的共和党，已经再次把争取堕胎的运动拖入了草根动员和街头战争。一部分左翼正在将堕胎权的斗争和更广泛的种族解放联系起来。美国历史上曾以优生学的借口强制绝育少数族裔和原住民女性，而保守主义也经常利用这种堕胎和种族主义藕断丝连的关系。反堕胎人士声称为了保护弱势黑人的生育率和家庭，自由堕胎不能被允许。然而，历史的另一面也同样鲜明。奴隶制时期，黑人女性通过堕胎甚至杀婴来不让后代继续受到奴役，就是一种绝望中弱者的反抗。而19世纪中叶有记录最早的一波反堕胎运动，就是关于如何提升白人女性低迷的生育率。文化战争背后的种族根源决定了只要精准划定狗哨的范围，堕胎和反堕胎，避孕和反避孕势力就是同根同源的白人至上。尽管过去十年美国的反堕胎运动一直都很注意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做名义上的切割，但煽动白人种族被有色人种替代的“大置换”阴谋论，一直都是其运作的暗线。 

另一些左翼则已经加入对等的线下游击战。六月至今，全国多地的怀孕危机中心都遭到涂鸦和砸窗等骚扰，部分地区的警车被破坏，主干道被路障阻断。线下伏击难以达成建设性的教育，但却带来痛苦的警示：这场持续的文化战争中，没有绝对安全和性别友善的蓝州蓝城和蓝色堡垒，每一个社区都值得去好好动员和捍卫，资源丰富的社区也需要持续扩大根基，来应对未来每一次政治灾难。除了推动堕胎权在全国真正获得独立立法，堕胎权的街头运动导向，也是独立而不可被耽误的维度。 

参考文献： 

Fetner, Tina. 2008. How the Religious Right Shaped Lesbian and Gay Activ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ollis-Brusky, Amanda. 2015. Ideas with Consequences: The Federalist Society and the Conservative Counter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wis, Andrew R. 2017. The Rights Turn in Conservative Christian Politics: How Abortion Transformed the Culture W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unson, Ziad W. 2009. The Making of Pro-Life Activists: How Social Movement Mobilization Work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lde, Melissa J. 2019. Birth Control Battles: How Race and Class Divided American Relig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ilson, Joshua C. 2013. The Street Politics of Abortion: Speech, Violence, and America’s Culture War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Law Books. 

Ziegler, Mary. 2015. After Roe: The Lost History of the Abortion Debat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国会山后美国右翼的暗流与逆袭

“思想市场”版本：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938955

在2022年4月名利场杂志的一次采访中，被誉为黑暗启蒙运动NRx的创始人Curtis Yarvin总结到，“自由主义的最大基石是相信无法阻挡的进步趋势，而我反对的恰恰是此”。在沉寂一段时日后，Yarvin在疫情后重新站上了激进右翼哲学向导的位置。2021年至今，写作《乡下人的悲歌》的J.D Vance已经一路右转扶摇直上，成为家乡俄亥俄州参议员预选的赢家，而他五年前抨击的Trump则转而成为了竞选盟友。同时，指责觉醒主义（wokism）为“邪教”，又自诩为自由派和中间派的保守派John McWhorter，还在纽约时报上孜孜不倦地更新专栏，他用非裔的身份为自己争取到很多论述空间。台面上行动的背后，以Yarvin门徒Peter Thiel为代表的硅谷保守派金童们则继续发挥着财政中枢的作用，为高校右翼在资金上输血造势。 

自从媒体和公众频繁关注到美国的“另类右翼”、“极端右翼”，“激进右翼”、“新新右翼”现象，已经过了五六年的时间。越来越多的分析也不再把共和党看作一个自成体系的党派，而是视为一场团结了各条线右翼的社会运动。美国不同的右翼保守主义力量，尽管存在内部冲突和斗争，谁都无法单独作为右翼的发言人，他们却都是美国右翼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伯克利、夏洛茨维尔、反封锁抗议、QAnon、国会山暴力等标志性事件和动员的洗礼，在2022年中回望已有的组织积淀，这波沿袭自60年代新保守主义与里根新右翼资源的新兴右翼势力，已经从亚文化小树苗长成了屹立在文化战争潮头的苍天大树。更关键的是，这颗巨大的树冠下开始容纳越来越多的观念旁枝和寄生物，使之在巨大的进步主义冲击下不仅得以幸存自保，还能不断吸纳新的信众。正是这种看似破碎的网络，赋予了这场运动组织上的韧性。 

激进右翼行动网络的复苏

2021年初震惊全球的国会山暴动后，美国极端右翼承受了铺天盖地的公众谴责和媒体声浪。然而拨开这些舆论的迷雾，我们会发现极端右翼并未因此付出太大的司法和组织性代价。 

对国会山暴动的审理已经陆陆续续进行了一年多。截止2022年初，已有700多人有被捕经历。然而与被捕规模相比，后期真正被判决有刑期的人数只占到80多，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没有真正在监狱服刑。依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倾向于给出一个比检察官推荐更低的刑期。在监狱服刑人中，刑期中位数仅仅是45天，最长是Robert Palmer的63个月，著名的QAnon牛角帽萨满Jake Angeli被判41个月，这与很多不得不在监狱度过一生的黑人民族主义者形成了鲜明的呼应。 

也正是因为有限的法律后果，激进右翼在网络层面并未受到严重打击。根据反诽谤联盟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激进右翼的线下行动频率虽然较之2020年有所缓和，但依然维持在高位，也远高于2020年以前的所有年份。 

极右翼的游击战术使得幕后的人员网络可以藏匿在团体外壳内，随时金蝉脱壳。例如，新纳粹组织Identity Evropa（后称American Identity Movement）于2020年末解散后，核心成员转而加入Patriot Front、National Justice Party (NJP) 、America First等替代性组织。即使经历国会山暴动后的打压，Patriot Front依然是极端右翼的中坚力量，擅长用线下快闪的方式破坏进步运动的宣传，而这种快闪模式一度是Identity Evropa的标配。NJP是2020年新成立的组织，集合了许多参与2017年夏洛茨维尔集会的行动骨干。Tony Hovater，已经解散的Traditionalist Worker Party的创始元老之一，成为了NJP的二把手。夏洛茨维尔后元气大伤的The Rise Above Movement则分裂出一个媒体小分队，现在成了NJP活动的宣传员。相较于向左翼学习运动策略，如今的极右翼已经进入了自我互相借鉴的阶段，解散的组织将经验继续传递到新一代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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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被Patriot Front宣传完全覆盖的BLM壁画，相关报道

对极右翼组织再生更有指标意义的，是年轻右翼主播Nick Fuentes主导的America First运动及其松散的白人至上网络Groyper Army。2021年，极右翼武装组织Proud Boys成员数量和凝聚力因为政治审查暂时陷入过低谷，Groyper Army的参与者却在稳步上升，吸引了包括Identity Evropa前负责人Patrick Casey的支持。2020年，Fuentes组织了第一届America First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 (AFPAC)，创造主流保守派年会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 (CPAC) 外的另类选择。参与了国会山集会并发表演讲的Fuentes也并未受到法律制裁，得以在最近一年继续运营其网络。AFPAC于今年2月举行了由社交平台Gab资助的第三届年会，有一千多名参会者，2016年以来活跃在公共舞台的极右翼们几乎悉数到场。 

AFPAC是Fuentes与川普保守派交恶的直接产物，前者和Groyper Army也常常在公开场合挑衅他们称之为“伪右派”的川普主义组织，尤其Turning Point USA不够“美国优先”和反犹反黑。激进右翼出现这类激进左翼圈内更常见的分化，反向证明了右翼网络的成熟，每一条线都可以独立运作，内部分歧不再是秘而不宣的丑闻。 

美国优先运动的激进立场也让Charlie Kirk领衔的Turning Point USA（TPUSA）看起来温和理性，从而得以有效地强化自己在各大校园的统治力。目前，在保守基金会和石化行业支持下，迅速扩张的TPUSA在全美1400多所大学和高中都建立了正式分部，拥有25万名学生会员，一些校园不集中的地区则组建了区域行动中心，进行社区招募工作。基于其对中学校园的渗透力，TPUSA成为目前文化战争中的关键组织，为不满教科书和学区负责人学校的家长们提供可操作的行动工具包。复制几年前Professor Watchlist的思路，TPUSA创立了School Board Watchlist网站，公布美国各个学区采纳反种族主义课程的情况和所有负责成员的联系方式，多位代表因此收到持续的人身威胁。 

校园右翼的重要旗手Nate Hochman讲述自己从觉醒主义转向右翼的心路历程中提到，自由主义的校园氛围压抑而不允许真正重要的辩论，而他刚对保守主义产生兴趣，就有联系人前来招募他进入运动的核心。在很短的时间内，Hochman就得以参加重要的保守派会议，和他仰慕的右翼偶像和同龄人见面，这种右翼社群的团结感是他在进步社群从未体验到的。这并不意味着进步主义一方做的不够，而更多体现了右翼高校网络的特点，看似低调边缘，实则掌握着巨大的资金和制度支持，能分到每个参与者更多的机遇。 

TPUSA这类未被定性成仇恨组织的团体在保守派文化战争中的影响力，也反过来让更极端的右翼组织得以更快潜入社区。在短暂的沉寂后，Proud Boys和Three Percenters，两个主要极右武装组织的成员在2021年末开始重新活动，在威斯康星、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州等地的学区中参与抗议和选举。 

泛右翼媒体网络的展露

如果说线下组织层面上的游击保证了动员核心不被触动，那么媒体空间泛右翼思潮的传播则呈现出四面开花的态势。在另类右翼刚刚崭露头角的阶段，右翼发言人们往往聚集在一些专门的右翼社群网络，比如社交网站Gab和Parler、视频网站Rumble、Telegram和Discord群组、私人架设网站、广播电台、暗网等等。由于推特为主导的大平台围剿，很多右翼账户还不得不四处流亡和使用加密货币。在这个阶段，激进右翼往往需要通过线上游戏，死亡金属等亚文化文化渠道来招募到感兴趣的年轻受众，再引导其吞下“红药丸”进入右翼的媒体宇宙。 

然而，近两年互联网平台环境的改变，为右翼创造了占领舆论的新契机。首先，音频播客平台的崛起带火了一大批右翼节目。和往年分布式，依赖于超链接和口口相传的频道节目不同，如今的大小右翼播客同时在Spotify、苹果谷歌、Castbox等主要平台上线，比以往更容易吸引到立场摇摆的围观群众。2022年初针对Spotify平台上The Joe Rogan Experience包含假新闻的争议，进一步成为了右翼抵制取消文化的号角。最终，Spotify选择了不下架节目，与极右翼有更直接联系的节目也一直都能正常收听。 

这些播客的发起人们善于互相引流，并推荐播客平台外的右翼账号。过去一年成为Fox做上宾的匿名账户Libs of TikTok（后来被爆出是房产经纪人Chaya Raichik）就是靠播客右翼们的推荐起家。毫不夸张地说，右翼保守派播客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态完整的小星系，从公然叫板左翼的America First With Sebastian Gorka，到访谈类节目Jack Murphy Live，再到科技与哲学导向的Other Life，都有着各自稳定的拥趸。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以Substack为代表的订阅式平台的影响。Substack支持独立写作者以邮件订阅的方式定期推送内容给读者，读者也可选择不订阅直接查看和评论博客，其按月付费模式为博主和小说家提供了新的财力支持。疫情以来Substack已经吸引了超过一百万付费用户，大有复兴博客写作的势头。2020年末开始，大量保守派、新右翼和反疫苗人士瞅准风口加入Substack，平台相对宽松的内容审查也使得相关频道得以快速积累人气。例如，黑人保守派知识分子Glenn Loury的谈话节目一直是右翼集结的大本营，Amy Wax和Jordon Peterson都是节目的常客。Loury节目开设Substack后，几乎每条节目文字更新都能引发热烈的讨论。被看作哲学灯塔型人物的Curtis Yarvin在2020年中以Gray Mirror的名字开设了Substack专栏，他好几篇博文已经被视作是新右翼的宣言。4月末，Libs of TikTok也宣布入驻Substack，表示将为读者提供付费的精品内容。 

这种邮件订阅宣传的复兴，不得不令人联想到50年代以来右翼早就轻车熟路的直邮策略（Direct Mail Strategy）。1970年代中期美国竞选法修订，大额捐款限制增加，被誉为政治直邮创始人的Richard Viguerie利用自己的咨询公司创建了巨大的潜在保守派散客数据库，通过定期大规模发送恐慌性信件，有效获得捐款辅助了里根竞选。如今右翼对邮件列表的执着，是类似的小额定向捐助思路，也是和自身优势传播项目的完美对接。 

根深蒂固的家庭与宗教保守主义

美国的右翼运动在成功的议题企业家操作外，还仰赖于日益宽广的群众基础。用“宽广”来形容，是不仅仅指代数量上的优势，更是群众背景的越发多元化，管理层与工人阶级，移民与少数族裔，世俗与宗教社群，工厂与科技公司中都有保守主义的拥趸。 

2021年以来，由于餐饮等服务业的严重人员短缺，劳工在集体谈判中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从医护罢工到部分亚马逊仓库工会的组建，劳权行动的总体趋势向好。但罢工势头的强劲，并不自然转向运动参与者对各个进步主义维度的支持。与皮凯蒂笔下的婆罗门左翼群体相对的，是近世代工人阶级右翼的涌现，那些在本土维度上支持自身工人族群权利，却在其他跨国和文化维度上趋向保守的工人阶级群体。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美国的企业家、职业管理层和劳工阶级都是最保守的群体。社会学者曾在跨国比较研究中发现，美国工人阶级对经济再分配的支持度还不如欧洲的企业家。在文化上，美国的移民群体也更容易恪守传统家庭观念，导致移民工人哪怕在经济上支持再分配，也容易在文化维度上倒戈向保守派。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有高达两成的工人阶级持有文化保守主义观念，其中移民和少数族裔工人的比较很高。 

宗教和家庭保守主义为美国的右翼运动保存着最后的精神火种。正如历史社会学者Melinda Cooper所勾勒的，特朗普主义代表的与其说是被损害的工人阶级，不如说是美国二战之后家庭保守主义的再现。家庭保守主义所要捍卫的是异性恋家族维系的小农场或小企业精神，其对立面是有上市大企业撑腰的进步派多元觉醒文化。在Yarvin借用开源软件术语的政治理论中，多元主义是一种伪装成去中心意见市场（巴扎）的中心化暴政（大教堂），也只能通过根本性的政权改变加以推翻。小微企业和巨兽型资本不啻为两种资本主义模式的内战，而前者选择了以激进反建制的面目出现。 

对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迥异立场，也解释了为何激进右翼的论述似乎颇为维护至少是白人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其讽刺其知行不一，不如说它只是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工人阶级主体性想象。按照Cooper的总结，家庭保守主义心目中的理想“工人”和小企业主的形象差距并不大，他应该是一位自给自足，得以养活核心家庭的男性小创业者，比如有自有车辆的长途司机。他不是福特制下拿着大企业工资的工人，当然也不存在工会一说。这倒是与零工平台对旗下工人的描绘如出一辙。事实上，对硅谷等科技大公司的关注可能扭曲了公众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认知，Cooper指出即使在当下，美国的建筑行业都依然由家族企业、裙带关系和无数外包工所主导，这些被压榨却看上去独立盈亏的外包工人，可能才是激进右翼所维护的工人原型。 

这种经济层面维护和复归传统白人核心家庭的动力，也部分呼应了如火如荼的文化战争中跨性别议题的核心位置。跨性别友好的教材被视作批判种族理论的毒瘤，维护酷儿孩子的家长和老师被反复骚扰威胁。维护传统的性别角色背后是对特定经济模式的拥护，只有白人女性的性别角色继续被锁定在家庭，对女性身体劳动的无偿榨取才可以持续为小企业资本主义的运转提供动力。工作的单身黑人女性，多元成家的少数族裔酷儿都是对这一模式的巨大威胁，经济模式和性别、种族的文化战争永远搅合在一起。 

与家庭保守主义复兴一体两面的是宗教右翼话语的进击。受2020年疫情影响，很多州暂时关闭了室内宗教集会场所，没想到反向刺激了保守基督教运动的滋长。很多宗教右翼组织的集会转向户外，创造出更多露天祈祷的仪式。在国会山的暴力开始之前，游行集会是由一场公开祷告开始的。到今年国会山一周年的时候，右翼组织在集会中为入狱的“政治犯”祈祷，极大提升了动员的可见度。无独有偶，American First运动也将自己打造成白人保守基督徒们的互助网络，而高校右翼组织中的基督天主教徒也越来越多。右翼宗教仪式也具备了跨境传输的能力，在年初加拿大卡车司机的反疫苗抗议中，同样出现了宗教色彩浓厚的抗议剧码。

翻转的轴线：左翼与保守主义的纠缠

右翼所能团结的对象甚至已经超越了保守派的范畴，而扩大到在任何维度上持有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个体。个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倾向不一致本不是一个新的现象。虽说传统上，宗教信仰和右翼政治形态走得更近，世俗化更可能是左翼和自由派的标签，但基于美国2016年的数据却发现，政治和宗教立场一致的情况只发生在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中。然而，之前对意识形态光谱不一致所做的分析，本身就预设了何为霸权性的意识形态标准，将那些不符合传统左右认知的观念强行归类或者解释成逻辑缺陷。 

随着局部战争与新冷战的蔓延，政治的光谱已经被进一步打乱。自成一体的左右意识形态外，本土和国际，保护和自由的维度变得更为关键，甚至超越了左右分歧的重要性，所有的立场都要附上社群和地理的边界才能挑明争端。这种意识形态光谱的翻转和重构，也催生了更多以往难以想象的跨光谱联姻。3月底，自称为劳工民粹主义的左翼和宗教保守主义者联合推出了以“激进主义”为主旨的期刊Compact，试图将反自由主义凝成一股麻绳，但结果却是无限放大了排外仇女恐跨的呼声。究其根本，正义的路径和维度是更狭窄的，当左翼试图和敌人寻找共识，被吞噬的永远是自己。 

当然，并非所有左翼都愿意栖身在宗教保守主义的帐篷下为自己的反建制观念鼓与呼，但Compact的推出和其激起的社会讨论本身，也在打薄已有的进步运动根基。进步主义运动一度建立在激进左翼必须与自由派策略性合作的前提之下，而这个基于以往社运动员经验的前提正在迅速自我瓦解。渐渐的，传统左翼发现自己才是光谱上最孤独的缝合怪，周围的战友们皆在离自己而去。 

俄乌战争下大量避重就轻的西方“左翼”，则让已经混沌的意识形态斗争又多了新的裂隙。聚集了大量美国左翼年轻人的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在发布谴责北约不谴责俄罗斯的官方声明后，不仅激怒了自由派，也失去了越来越多乌克兰和全球南方左翼的支持。关于何为战争下正义立场的争论又引发新一轮左翼内部的站队和争论，进一步耗尽了本就不多的动员能力。 

在错乱的版图里，右翼也得以继续吸纳中间的孔隙与模糊地带。在四月末的一篇博客里，Yarvin提出了称之为“深层右翼”（Deep Right）的概念试图取代“新右翼”（New Right），因为它“听上去不那么高调，略微积极又带点危险，与深层政府（Deep State）互为镜像，听上去有点意思又不弯弯绕绕。”从“另类”到现在的“深层”，概念的刷新也是在同样的内核之上创造更多模糊地带的手段。等人们带着好奇前来溯源新概念的生成，动员的队列早已经行进了好远。

游戏零工：没有游戏，不似零工

两年前给多数派写过类似的题目，这篇侧重点不同，材料也更齐全一些。端传媒版本：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220-game-on-labor/

越是传统工作瓦解的年代，靠打游戏赚钱越是个诱惑人的口号。过去两年，作为学术流水工，出于对主流职业路径的怀疑，也为了弥补青少年时期因为阶层性别地域等限制而被剥夺的游戏时间，我把中国通过玩游戏赚钱的各类零工：代练、打金、私服、直播、短视频、陪玩、租号、卖号、博彩等做成了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 

依托社交网游的庞大积淀和高度管制下暗流汹涌的灰黑产业，中国是全球游戏零工名副其实的地表中心。近两年，《堡垒之夜》的火热和疫情的居家办公效应也盘活了欧美的网游市场，Discord上组建起各类提供陪玩代练交易的电竞公会，E-pal等游戏陪玩平台也慢慢涌现，但其顾客多为离散亚裔社群，劳工数量也无法与中国市场匹敌。根据各大平台发布的用户数据测算，中国的游戏零工群体少说也有六七百万，不输于外卖、快递、网约车等平台经济的劳工规模。但虚拟工作的性质决定了中产阶级同情心的缩水，游戏和灰色经济的属性又让劳动权益问题似乎无从着眼。已有的从反996到工作时间表的中国技术工人反抗话语，国境线外游戏开发者的工会运动，往往基于争取稳定工作时间的诉求，也与游戏零工的工作体验难以对接。 

游戏零工似乎站在了一个微妙的路径分叉上，一边是新经济下制造算法产品的创意劳动，一头是算法垄断的平台资本主义。游戏零工既不那么接近游戏，也不像普通的零工，ta们更像那些失业的人、打黑工的人、实习生、无偿家务工、性工作者、监狱劳工、无证移工群体。ta们都是挑战劳动定义的劳动者。 

游戏零工的生产链

遍布全中国，聚集在中小城市的打金工作室一度代表了中国游戏零工的公共画像。老游戏玩家大都记得，打金就是在MMORPG游戏里打出金币和装备，再通过交易平台转换成美金等通用货币。坊间盛传本世纪初的中国有过十万全职的金农，如果再加上无数层层加码的中间商、客服、翻译，这个数字还可以翻番。2006年前后，被工作室控制，没日没夜在屏幕前为欧美客户打魔兽世界金币的内陆男青年们，一次次在不知情的状况下登上英文报章的版面，完美充当着中国盛世下血汗工厂的注脚。 

这种种族化的国际形象固化后，使得后续游戏零工的发展成了一条鲜有人梳理的暗线。海外关于打金的学术分析，也往往在MMO年代刹车，并以中国打金逐渐衰落，相关业务随之转移到东南亚和拉美等地作为故事的结局。但结局之外还有延续性的展开。过去十年，随着国内游戏社交市场的扩张、通讯网络的进化，可计件量化、外挂横行、男性主导的金农组织模式渐渐被直播、陪玩等内需驱动、服务导向、有更多女性参与的模式所取代。内部阶级不平等的加剧和平台经济榨取模式的标准化，也让中产和海归持续剥削中下阶级劳动力的游戏服务业模式变得更为可持续：总有无数人希望用金钱来做时间的交易，不管是做饭、购物还是游戏的时间，都可以统统外包给更不值钱的人类。 

爆款网游和风投也在协力构建出陪玩陪练等新的电竞工种，而每一种新的工作都会带来进一步的衍生性零工。女性陪玩的供需矛盾养肥了男变女的变声器产业，而难以辨认原声的声卡则需要专业的调音工作室和调音师。零工间的竞争一方面鼓励了外挂和接单脚本的使用，另一方面也刺激出新的营销型兼职，比如专门为陪玩代练定制宣传图的美工。宣传图包括罗列个人信息和服务单价的信息图，“存十（单）送一”等优惠的“存单”价格图，或是在自己用户名后加顾客ID的“冠名”价格图，陪陪和打手可以在各个平台和战绩图并置做推广。我通过闲鱼认识的一位兼职美工，每月靠给其他陪玩做图可以获得一千多收入。 

不同游戏零工之间尽管差异明显，边界却极为模糊。大部分人同时从事或是从事过两种或以上的服务，“可代（练）可陪（练）”甚至成为一个圈内的固定词汇，全程直播代练单也愈发成为业内防外挂的规范。在我接触到的零工中，有人做完陪玩转当了主播，也有人被直播公会压榨转做陪玩；有人开直播间是为了宣传或吐槽代练陪玩经历；还有人拿代练的账户和人陪玩，同时还在B站直播。游戏零工的迭代和互相转化，使其得以卷入越来越多难以融入正规就业市场的人口。 

公会、工作室和转单群

与“困在系统里”的隐喻有所不同，数字平台的算法霸权并不足以解释游戏零工的生态圈，算法甚至是相对没那么重要的一环。对游戏零工们的控制形成了一种分散的网状格局，这里头有工作室、公会、自诩为公会的各种非正式发单转单群，和各类大小平台，每个相对独立的组织都还存在内部层级和多头控制，每个利益相关者都试图在本就不高的现金流里分一杯羹。 

集中雇佣游戏零工的游戏工作室的转型，最能说明多头控制的强韧。如今线下工作室依然广泛存在于中国三四线城市和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大多没有办理营业执照，以民居形式存在，凭外观很难辨认。在我短暂居住的上海棚户区附近，我曾找到一家在招人的陪玩代练工作室。我提出去实习，老板说必须住宿，床位租金900元一个月，不过当我自报性别后，就马上被拉黑了。线下工作室的生命也往往极为短暂，人员流动大，隐形成本高，运营超过一年的很少。打高校电竞的K曾在中部某电竞省会开了大半年的小型陪练工作室，电脑和租金只是显性成本之一，除此之外要安装吸音海绵避免邻居投诉，每三天还要烧掉五百多电费，毕竟这是个和比特币矿工们抢显卡的行业。为了稳住打手，工作室定期组织聚餐唱K团建等，也在不停打薄利润。 

数字零工平台的兴起，让不少苦于收支平衡的工作室找到了一条另类生路：转单发单。由于路径依赖，很多客户习惯于通过淘宝等大流量电商下单，工作室接单后，一些单子转给旗下的发单群和职业打手，剩下消化不了的直接压低价格发到平台，等着没有资源人脉的零工以极低的价格接单。极端情况下，工作室可以完全线上不雇佣任何打手，仅仅靠兼职客服和阿里的流量赚取差价。为了避免顾客发现，工作室会以安全为名阻止打手私下联系客户。 

在陪玩领域，数字平台的流量一般反超大工作室，但工作室也并未因此消亡，反而与平台默契地形成共生的关系。正如直播平台的公会，网约车平台的车队，家政平台下的各种地方中介，平台即使处于相对强势，也需要工作室为自己提供稳定的劳工和标准化的服务。这时候，工作室在平台上运用多开脚本、抢单软件、买号、刷单等方式集中养一群大号，从平台接到的单子再转给自己控制的线下劳工或是线上群组。由于大量工作室垄断了算法排名，普通陪玩接平台单变得很难，一些人权衡利弊后还是会选择通过转单群接单。尽管单价往往已经腰斩，单子也转了三手甚至四手，源源不断的群订单缩减了平台单常有的接单间隙时间，也省去了劳工和客户沟通订单报酬等环节，最后计算出的时薪并不比平台低。 

与其说零工们被一两个垄断平台非人性的算法所压榨，不如说ta们被一整套涉及到各方人力的网状结构所制约，逃离了平台还有工作室，在不同实体间的流动很难突破这个人机混合渗透的体系。 

从网吧到家庭作坊 

网吧一度是中国网游与游戏社交的中枢。如今，一二线城市的核心区域已经难觅网吧的踪迹，但下沉市场、工业区和城中村依然聚集着大量网吧，它们提供的不仅是青年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也是部分游戏零工的工作场所。尽管2015年后，《王者荣耀》的霸榜让手游零工也成为庞大的社群，《英雄联盟》、《永劫无间》为主导的端游单价要高出许多，而处在鄙视链顶端的《Dota2》凭借少而精的中产玩家后盾，是平均单价最高的端游。不想被工作室束缚的部分游戏零工，特别是靠技术上分的那些，依然倾向于网吧的高配置来接单。 

在昆山日结聚集地边缘的一家网咖，经同为游戏陪玩的网管介绍，我认识了长期蜗居大厅的全职打手L。L一般在网吧过夜，偶尔去周边的日租房洗漱休息，吃饭就是送到座位上的网吧餐点或是周围的黄焖鸡，再加一瓶东鹏特饮—这里的大神们都知道怎么薅平台补贴羊毛让实付金额变成个位数。L本在昆山一家工厂操作机械，坐班太辛苦一气之下辞职。L接《英雄联盟》的陪练和代打技术单，因为玩游戏多年，靠个人人脉走私单，加上打单效率高，高段位一把可以拿30以上，平均一天到手500块。扣除每天近100的网费和包夜，L还能存下一半收入。由于打单收入比之前到手的工资加五险一金还要多，家人至今以为他还在厂里上班。不过L在整个系统里算是顶级的职业玩家，可以逃离大小中介的抽成。我把他的打单小视频发给别的代练陪玩，总是被说技术太好，学不了。 

游戏技术并非唯一的门槛，网吧空间的男性气质也让女性零工难以融入。即使有勇气驻扎，这类空间对女性的排斥也以无数微妙又尖锐的方式展开。比如在我参与观察的网咖，理论上有分性别洗手间，但女洗手间因为长期无人光顾而早被男人们征用。大神们也习惯了如厕不关门、忘记冲水和烟头乱扔。网吧会员群里充斥着各种性别主义的笑话，会员们自称兄弟，默认没有女性存在，连我自己在群里用的也是男号。这里有女会员吗？我有次忍不住问值班的网管，他扫了一遍后台密密麻麻的身份资料说目前上机的有一个。不知是不是巧合，那是网吧包间最角落的一个座位，藏在99台机器的矩阵里。 

在竞技网游的世界，高价技术单背后不仅是不断被建构的“游戏技术”，还要人脉、资源和技术硬件作为支撑。同样经常在网吧接单，L能靠一堆主播朋友帮自己宣传陪练，S因为本地没有玩游戏的朋友，也不认识其他零工一起组三排五排，只能孤身一人接代练平台上的二手三手单。体校学格斗期间接触代练的R已经接单五六年，早期单排接平台单，常遇到坑人队友掉分输掉保证金，一天打六小时才净入账30。后期有了人脉和车队，收入才有点起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被挤向娱乐陪玩的位置，不仅是因为社会对女性承担情感劳动的期待，也是她们长期被玩家社群排斥，难以运用自身游戏资本的结果。 

X是我遇到的唯一接纯技术单的女代练。X高中开始打各类竞技网游的排位，她也是唯一一个自称有游戏天赋的女性。为了最大程度避免和顾客沟通，X主要依赖于一口价卖出自己手打的《英雄联盟》高段位外服号。市场上，卖现成的代练号比提供定制代练服务偏宜很多，又因为日韩服务器严格的封号规定，X一个账户只开出60-100元的价格薄利多销，平摊下来时薪只有10元。X说她只是赚零花钱，也不打算从事电竞工作，即使这样，还是不断有顾客质疑她作为女性，为何不去从事别的工作。 

在网游的世界，男性性别本身就是最坚固的护城河。自诩懂得网游潜规则的玩家可以轻易列举出各种男性忘开变声器连麦的车祸，但鲜有人关心相反的需求。淘宝变声器的评论栏，充斥着全中国各地女玩家们心酸的感言：换了男声后，联机时无端的骚扰和恶意才终于消失了。 

各种作用力下，几乎所有的游戏零工女性都是全天居家工作。居家接单有时是出于疫情风险和社会治安的考虑，但更多是主流就业市场排斥的结果。疫情期间从美容、零售、媒体等行业离职，长时间找不到稳定工作的困境，频繁出现在女性零工的叙述里。一位美甲店倒闭转行陪玩的零工把陪玩行业比作低学历女性的“一扇天窗”。游戏搬砖是所有行业的蓄水池，对弱势性别而言尤其如此。游戏服务业对女性身体的榨取模式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家庭生产的模式，与工业革命前后靠家庭编织赚钱的女性形成了跨时空的呼应。 

零工社群、互助与诈骗

线上线下平台经济的关键分野，除了前者缺乏后者在物理空间的可见性和集体行动，还在于线上工作空间的高度延展性。专门的游戏零工平台仅仅是游戏零工经济的冰山一角，因为游戏社群的边界难以通过网站和平台的性质界定。从QQ、微信群、YY、贴吧、虎扑到闲鱼、转转、知乎、豆瓣、小红书，零工们散布在一些看似与游戏不相干的电子场域里。 

比如在豆瓣和小红书上，有大量帮人“代肝”《原神》、《幻塔》、《明日方舟》等二次元和养成类游戏的用户，女性占到了极高的比例。与专注于排位练级的传统上分代练不同，代肝、代跑暗示着花较长时间跑地图获取游戏素材或是代刷每日任务，是一种更赤裸裸的时间交易。从收入回报看，这也是一种极为低廉，近乎自我剥削的重复性劳动。职校在读的W抱怨说一开始想赚钱，但接了一段时间就感觉“本末倒置”，十分后悔。后来他“抬价格也不想接了 ”，在食其家签了时薪20元的服务生，至少能包一顿员工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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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书上的《Sky光·遇》代跑

即使已经在低价徘徊的代肝，也面临着进一步贬值的风险。闲鱼上的一位《原神》代练透露，她刚开始代肝一个需要连续上线几天才能拿到的特殊武器时，出价是80元，但没多久就涌入大量低价竞争者，把平均报价拉低到了50块，而游戏中的木材价格，更是贬值了三分之二不止。除了价格战，零工间还会互相借鉴和抄袭宣传帖，被拷贝的一方经常反倒处于点击率的弱势。和日结的季节性波动类似，暑期常常是最差的游戏订单季，各种学生党加入零工大军和全职党争夺有限的客源，代练陪玩价格砍半都不少见。为了最大化曝光量，有人甚至跑到各大应用商店下通过评论游戏app来接单。 

但竞争和合作的边界也未必清晰，零工间的合作行为也比比皆是，同平台互相刷单刷流量、跨平台互相推广业务是最常见的形式。比如圈内黑话中，游戏陪玩们互相下单来刷单和提现，被叫做“下反（返）”，而相关的聊天群则被取名为“下反交流群”、“下反互助群”。有时候，群名前还会加上“狮子座”、“天蝎座”或是各种表情符，让人误以为进了占星交流群。 

然而类似外卖骑手的纯互助群非常少见，毕竟大家都隶属于不同平台、公会和工作室，斗争矛头很难统一。在游戏零工的辞典里，“互助”以一种多义和杂糅的方式展开，很多时候，这只是私人游戏公会或工作室的下游语音厅或接单转单群。“赚钱”、“刷单”、“互助”、“交流”、“唠嗑”、“粉丝群”，竞争与合作、逐利与反抗交织在一起，难以剥离出纯粹的互助意义。有个陪玩表示自己有很多同行的互助群，在我多次确认核实后，发现她所指的群是平台官方拉的陪玩管理群。另一位则表示，她唯一和其他陪玩有日常互动的平台，居然是某个男老板建的自己点过的所有女陪玩的群。 

我接触到的绝大部分游戏零工都表示，线下并不认识任何从事同一服务的朋友。有几位甚至表示见不到同行是好事，“认识了也是竞争者”。当我想把一个女陪玩拉到自己建的一个互助群里时，却遭到了对方接连几百字的嘲讽，说我对“和谐美好人人平等善良的法治社会”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一个产业的雪球滚的足够之大，总有蜂拥而至的骗局。互助有多宽泛，诈骗也就有多泛滥。虚假转账、情感勒索、钓鱼式发单、提现跑路、帐号找回……公会坑主播，工作室骗代练，顾客和陪玩互相欺骗，陪陪之间也互相伤害。在电竞氛围浓厚的地区，警方的反诈骗宣传会专门加上“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可能就是诈骗”，在湖南等电竞大省，连“可能”两字都省略了。 

跑单大概是普通代陪最常遇到的低水平骗局：客户说打完游戏算钱或补钱，游戏一关就删好友消失了。这类“白嫖单”亏损金额一般从几十到上百，劳工往往也就在下反互助群发个骗子的截图，让其他人注意。但真的遇到上千的诈骗，也极少有人报警或起诉。游戏公司联合警方打击的多是金额重大的跨省外挂和诈骗团伙，个人的小额诈骗很难得到处置。R因为在线工作室群被查封，近6000元保证金拿不回来，去户籍地派出所报案，因为证据不足无法立案。另一位女陪玩在下反群找人提现却被骗5000元，因为对方账户绑定了别人的身份资料，维权程序繁琐，遂放弃报警和起诉。 

为了控制成本，零工们也不得不做一些灰色地带的尝试。由于顾客使用不同的终端和服务器，不是所有单子陪玩都有现成软硬件可以接，陪玩行业高度依赖租号平台。但租号行业的一些惯例，比如两小时最低租用时间等，则经常让陪玩的打单成本居高不下。一些人选择购买价格低廉但不长久的黑号，三四十可以买到正常几百才能拿到的号，这些账户要么是直接扫号器盗号得来，要么是黑信用卡买来的。各类数字灰产的蓬勃，背后也是劳动剥削的缩影。 

打压下的流窜和逃离

2021年秋天，紧接着游戏防沉迷禁令和对游戏租号的打击，陪玩产业又被整顿了。9月7日，各大平台下架了7款与陪玩有关的软件。这几乎是这个行业每年必定要经历的动荡，只是这次震级看上去更大一些。 

中国的法律框架下，涉黄永远都是最容易的说辞。任何与女性服务业相关的工作，都会被滑坡论证打上软色情的烙印。不管是我接触的普通玩家、男性陪玩，还是游戏公司的雇员，很多都默认了女性陪玩和直播的“擦边球”属性。潜台词是，一个女性不可能仅仅靠游戏赚钱，如果她赚到了，那显然是因为游戏技术外的原因。公众期待也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女性纯打游戏赚钱，一定是不合格的从业者，于是更多女性需要依附于软色情维持收入。 

比心官宣将下架陪玩业务的当天下午，陪玩相关的微信和QQ群开始被提现交易的广告所占领。我焦急地问了一圈之前认识的陪玩们，大都觉得有备用方案，影响不大。没过两天，淘宝就出现大量代下载比心客户端的商品，花几块钱就可以得到一个下载链接。而微信、抖音等账户和群组的教程，则转而开始鼓励劳工和工作室把流量导到皮皮等替代性平台。那些暂未下架的平台用“陪练”、“开黑”、“大神”、“组队”等字样绕过风口，而比心旗下的语聊应用也变得更火爆了。比心也还在继续运营，关闭一部分陪玩技能的同时，更强调对退役电竞选手的扶持。这也暗喻着对游戏陪玩的再定义：从女性气质的陪伴和娱乐，转向男性荷尔蒙主导的游戏技能分享。 

在中国生活过几年的玩家和零工，大都形成了地鼠人格，知道怎么在锤子砸过来的时候进行完美躲避，并在错综复杂的网络洞窟间穿梭游走。W告诉我，反沉迷出台后，他闲鱼上少了好多青少年顾客，但后来大家发现，平台只监管虚拟物品交易，只要把代练物品类型改成游戏“实物周边”，就能正常接单了。“对零工来说，不同游戏平台间积累的人气如何转移呢？”我在学术会议上反复被问到这个经典的零工经济问题。我回应说打压有影响，但许多劳工也会把客户从平台带走。发单和接单人不会真正信任任何平台，总是留着些后路有备无患。 

今天是为国争光的EDG，明天就是催人上瘾的海洛因，对于游戏的论述本就是一体两面，变脸何其容易。使用多个平台、账户、手机、游戏、服务器和加速器是再正常不过的潜规则，唯有劳动的肉身只有一具。 

遥不可及的边玩边赚

2021年初以来，随着币圈资本入局游戏，边玩边赚（play to earn）经济和游戏金融（GameFi）趁着元宇宙的东风在迅速崛起。以往被英文媒体血汗工厂论调污名化的打金，摇身一变成为了新的创业风口。截止到2021年12月，市面上已经有500多款具备加密电子钱包功能的网络游戏。 

几个月前就弯道超车赶上DeFi（去中心化金融）规模的GameFi运动，沿袭了自由主义金融包容性（financial inclusion）的理念，认为游戏内世界的全面金融化，将和小额借贷与数字支付类似，惠及到以往被排斥的发展中国家边缘群体和非裔美国人。疫情危机下，菲律宾、委内瑞拉与墨西哥的新打金农民们也不负众望地加入到这场滚雪球游戏，只是ta们并不清楚自己不经意间成为了新未来工作序幕嘹亮的证词。通过挪用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理念，以往形象不佳的工作室和公会模式也得以旧瓶装新酒。YGG、HumanDao等玩工中介组织，正将自身打造成提供专业游戏启动资源的科创企业。不出意料，GameFi宇宙由白人和亚裔男性所主导，一个集成了硅谷剥削特质的“去中心”复制品。 

各类资本热炒的区块链打金游戏并不为中国游戏零工们熟知，日益严苛的加密货币管制、动辄几百刀的原始成本和英文教程界面也让人望而生畏。哪怕努力克服经济、技术和法律限制，鱼龙混杂的链游宇宙也不断诱人踩雷：部分游戏还没上线，Discord运营社群已经诈骗横飞，可疑账户不断用机器人私信群友“空投奖项”。况且，即使在一度暴涨的游戏代币价格面前，《Axie Infinity》为龙头的区块链游戏的平均每日所得，也远比不上一份普通快递日结200元上下的报酬。创投圈眼中的发展中国家新工种，只是进一步自证了全球劳动分工体系的惯性和韧性。在这个系统里处于半边缘过渡地带的中国，工人们既不足以爬到食物链的顶层直接获取巨额利润，也没法只靠消化这个体系的零星残渣过活。 

在这个疫情远未消散的季节，整个世界似乎都要被Web3的火山灰给吞噬了。与此同时，“真实”世界里一份稳定的工作，依然是游戏零工们难以触及的现实。有人两份零工的收入只够每天吃两餐外卖，衣服是拼多多上的30元两件；有人离开陪玩之后不幸去做了教陪；有人在南方小城靠代练养活自己和无法工作的家人；有人见证了经济下行，之前出手阔绰的客户也手头吃紧，月收入不断缩水。中国的边玩边赚还在依赖人工服务的无序堆积，而顶端是中产玩家的余钱，一个在慢慢裂解的泡沫。那些对未来游戏零工的畅想，听上去越发像个漏洞百出的骗局。

脆弱的同盟：黑命攸关一年后的困境

媒体版本：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762409

7月15日，“黑命攸关”（BLM）的全国性协调组织就目前燃烧的古巴抗议局势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美国几十年的干预伤害了古巴人民，包括古巴有色人种的自决。这则声明立即引发了舆论反弹，大量中间派、保守派和另类右翼媒体将之解读为“黑人运动与古巴共产主义政府合谋”，大量网民留言要求帐号管理者将“不实声明”删除。而进步派这头，则是一片尴尬的沉默。

这已经不是黑命攸关第一次因为对国际事务表态受到抨击。今年更早些时候，BLM还因为声援巴勒斯坦而被再次频繁打上“反犹”的标签。但BLM对BDS运动（BDS，Boycott，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Movement发起于2005年，倡议对以色列进行抵制、撤资和经济制裁，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隔离）的支持由来已久，“反犹”的论述也早就固化成保守派用来污名女权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的惯用策略，其有效性在过去几年已经大打折扣。相较之下，古巴问题涉及威权、种族、移民等多个矛盾面向，是个左翼更难抉择和发声的场域，也就更容易被右翼劫持成为反运动的武器。

与其他左翼组织更复杂的声明相比，BLM的表态确有简单站队问题，也正如一些进步派评论所言，这很容易成为美国中心的文字游戏，本质上与工具化他国的美国当局并无不同。但借由古巴问题对BLM合法性的攻击，远非就事论事，更别说引发就国际团结进行的建设性反思。这折射出自去年以来，右翼在种族平权问题上娴熟的翻盘策略，以及这场史无前例的抵抗运动在当下所遭遇的媒体关注消散、同盟者倒戈、运动势能流失等问题。尽管针对黑人的暴力并未消除，制度性的成果远未达成，大规模社会运动出现的可能性却在持续走低，国际连结浮于纸面。

舆论倒退与脆弱的跨种族同盟

舆论支持度的倒退已是BLM推动过程中的最大阻力。根据538网站的调查统计，从去年到今年三月，全体美国人对BLM的支持从六成缩水到了一半，同期对当地警察和执法机构的信任度则跃升了13个百分点到近七成，这导致对警察的信任要高出对BLM运动的信任两成。事实上，这一舆论上的“死亡交叉”趋势，即民众相对抗议方更信任警方，早在去年盛夏就出现了。只不过沉浸在运动“成果”中的人们，忽略了公共舆论上的微妙递归。

在一些更长远的政策问题，比如警察系统改革上，民众的支持度也在消退。去年夏天的抗议把削减警费 (Defund the Police)的口号推到了舆论焦点，但无论何时，支持警费转移到其他社会机构的人口数量一直都没有超过一半，哪怕黑人社区对此也态度暧昧。目前，全国范围内削减警费的支持率仅为18%，哪怕黑人的支持率也只不过28% 。纽约市长选举的过程，进一步证明了警察系统改革的迟缓和公众压力的消失。面对谋杀、枪杀、偷车和仇恨犯罪率的大幅上升，选民开始向往社区安全而非平等，绝大部分候选人也都努力和削减警费的倡议保持着距离，市政厅外左翼的占领运动依旧，但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黑人群体对BLM的支持一直都在接近九成的超高水平，人口总体的支持趋势也低估了其他族裔支持率的缩水。一年来，拉丁裔和亚裔对黑人问题的看法并未发生大的进步。特别对亚裔来说，不断发生的仇恨犯罪让他们和非裔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对白人而言，其对运动的支持度则完全倒退到了去年弗洛伊德被杀害之前，仿佛这一年多的暴力与抵抗从未发生过一样。

2020年，BLM在全球各个城市迅速蔓延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普通人之间跨种族支持同盟的涌现。去年夏天，美国总人口的6%都参与了至少一次支持种族平权的线下集会或抗议。由于杀害弗洛伊德影像的冲击导致白人种族愧疚感的蔓延，抗议者中的六分之一还是共和党。不同的调查均表明，白人在当时的参与者中占据了一半，拉丁裔和亚裔的参与度也比其自身在美国的人口占比要高。弗洛伊德之死也为各个族裔打开了反思自身特权和在种族资本主义中特殊地位的窗口。一时间，各种线上讨论和跨种族支持活动纷至沓来。社会学学者Dana Fisher带领的调研团队一度乐观地表示，相比2014年的BLM、2016年后的女权和反枪支暴力游行，2020年的BLM是她们见过的种族最多元的运动。然而现在看来，这种动员在激活已有运动社群的同时，在普通公众身上却未能带来长久的实际效果。与去年普通人主导的抗议场面相比，今年还在持续的运动基本都是核心组织在支撑。

这给社会运动分析带来了新的谜团和困境。既往的学术研究在社会运动的舆论影响上并未达成普遍共识，一些做出显著公共舆论效果的研究数据往往跨度几十年，并不能排除是人们代际更替的自然变化；一些研究只发现了抗议对个体态度的间接影响，比如改变普通人的政治效能，而非对问题的直接立场；另外一些则发现同样的抗议，对不同人群和在不同接触媒介下的影响是相反的，比如亲身经历抗议和阅读媒体抗议新闻的影响相反。BLM的经历则象征着一种新的机制：街头抗议在短期似乎带来了显著的正面效果，但其效果过了仅仅一个季度就大打折扣。

从反封锁到反批判种族理论运动

BLM动力的受阻，也为保守派提供了机遇。20世纪以来欧美社会运动的发展不断表明，左翼在明面上的社会运动，常常成为右翼学习的契机和私下动员的关键节点，右翼运动，特别是1970年代以降的新右翼的核心也常常聚焦在其共同的敌人（"what they are against"），而非自己创设的议题，这使得学习其意识形态敌人的策略成为更破切的需求。

比如1920年代以来，保守派女性一直都借鉴禁酒和女权运动的经验，比如集体写抗议信和自办媒体来推行支持种族隔离的社会政策；1970年代美国富人针对房产税的抗议，借鉴了之前左翼福利运动要求政府出面保护社会普通大众利益的话语；英美激进右翼则学习了左翼的艺术抵抗，比如音乐表演、制作独立刊物等。偶尔，进步一方也会反过来借鉴保守派的话语来为自己求得更多的生存空间，比如1980年代后美国男同性恋运动中，有部分组织吸收保守主义话术，以性少数家庭为国家节省福利开支为由推动议题。然而，这样的策略不仅让男同成为性少数群体中的既得利益者，还使得运动被保守派议程所吸收。

在更晚近的运动中，另类右翼会采用激进左翼的方式进行快闪类行动，右翼学生社团借鉴左翼学生组织的行为艺术；反移民运动改编女权关于身体自主性的话语抗议无证移民；反跨运动则会学习进步派冲击计划生育诊所的行动，来冲击支持跨性别群体的小商铺。疫情以来的各类社会运动，保守派似乎都慢了半拍，但正是这个微妙的时间差，让保守派的运动得以暗中窥伺蓄力，培育出颠覆议题的生命力。

BLM的街头运动暂告一个段落后，保守派开始以各种方式瓦解和扭转已有的运动势能。其最成功的议题操作莫过于在去年7月通过福克斯打响抵制批判种族理论 (critical race theory, CRT) 的议程，短短大半年就让CRT成为了新文化战争的鳌头（见思想周报的总结）。尽管政治格局看似是民主党的阵地，今年来共和党在田纳西、爱达荷、亚利桑那等近30州推动了禁止在公立学校教授和讨论CRT的法案。CRT的概念由Kimberlé Crenshaw提出，是1970年代法学领域用于解释后种族主义社会白人至上主义持续存在的理论，后来逐步被其他学科所借鉴。在保守派立法者心目中，他们打击的并非一个特定的学校课程，而是教育领域任何试图揭露种族主义现象的努力，这些实践被解读为制造社会的种族对立。

除了立法斗争，反CRT运动的焦点在地方学区的代表会议上，这些会议一般每月举行一次，是普通家长提出关于学区教育诉求的重要渠道。在保守派智库和律师的支持下，反对CRT的家长经常与学区负责人和教师代表出现严重争执，不少会议陷入混战。更多的诉讼被发起，试图驱逐已有的支持平权的成员。抗议者还试图不断向当地公共部门索要教育记录，试图瘫痪行政体系。另外，一线抗议往往在城郊的学区展开，这里保守派势力更强，参与过BLM抗议的人口比率也低，进步派经验不足，容易营造反对者一手遮天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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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白人女性主导的学区会议。图片来源：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corner/it-isnt-just-conservative-parents-opposing-critical-race-theory-in-schools/ 

查阅各类媒体资料不难发现，很多保守派女性站在了反CRT运动的前线，围堵学区会议的学生家长中，白人女性占到了绝对多数。核心组织之一“拒绝左转” (No Left Turn) 的创始人Elana Yaron Fishbein已经成为新的运动偶像人物。毕业于宾大社会工作系的Fishbein，声称自己孩子所在的宾州Lower Merion学区因为BLM抗议而恶意夹塞多元性教学，她因此愤而发起了运动。这对应了保守派运动史中，白人女性往往通过强化自己家庭教育者的刻板印象，构建起自身在学校场合发言的合法性。男性为主导的立法过程背后，是白人女性在协调具体行动的执行。史蒂芬·班农视这些被称作城郊妈妈 (suburban moms) 的参与者为保守派草根布局，重返国会的关键。由于社会运动对女性身体与地位的规训，她们的参与不被认为是具备暴力威胁的，因而也获得了更高的道德合法性。

为了夸大实际的舆论支持，反CRT运动延续了保守派历史悠久的人造草皮策略，通过建制输血来制造民间运动的假象。近来，美国全国涌现出一百多个组织声称要抵制公立学校的种族和性别平权教育，绝大部分并非草根家长创办。它们往往互相引用、导流，然后由福克斯网来进行传媒放大，像极了911后反穆斯林网络兴起的过程。例如，一个看似是纽约普通家长们发起的项目"预备学校问责" (Prep School Accountability)，被发现背后是维护企业与保守派利益的著名游说公司Berman and Company。此公司负责人Richard Berman名下创办有各种伪装的社会运动组织，多年来专注于打击劳工、环保、动保等多方面的运动，被运动家们称之为人造草皮行业的漫威反派金并 (Kingpin)。这也从侧面证明保守派行动网络的高变异性，同样的组织会在不同时期投资不同的保守派议题。反CRT运动的资方之一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同时是近些年来的反跨先锋组织，另一个资方FreedomWorks则介入过反气候变化和奥巴马医保议题。 

疫情以来的保守派运作方式也存在高度延续性。为了扩大反CRT项目的影响力，Berman and Company伪造了家长的推特帐号，并租用涂刷过的车辆在纽约的各种预备学校前经过，福克斯则将之拼凑成报道，声称“一群受够了的家长”决定行动起来。建立新组织、租车巡游加伪造社交帐号的做法和去年的反居家隔离抗议如出一辙。

机遇窗口与运动联盟的未来

目前数据最完善的Mapping police violence团队和华盛顿邮报的统计均显示，与2020年相比，2021年警察针对普通人的暴力，以及专门针对黑人暴力的趋势都没有任何改善。为何相似的困境带来不了相似的抵抗？

在政治学者Geneva Cole看来，除了保守派的反击，公众压力的退潮，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弗洛伊德事件人证齐全，天时地利，动员结构很难被复制。今年夏天，全国性媒体对黑命攸关的追踪已经趋向为零，即使有报道，也往往采用间接甚至负面的论述。除了对BLM古巴表态的声讨，在七月，媒体提及BLM最多次的事件，居然是极端右翼组织“骄傲男孩”（Proud Boys）负责人因为焚烧BLM标语被控有罪，这些报道与BLM的核心诉求并无太大关系，反而助长看客的猎奇心理。

去年疫情肆虐期间的居家工作，让更多人有闲暇深度跟踪新闻、线上沟通和出门抗议。吊诡的是，正因为美国多地解封重开，对日常生活的回归让出门旅行和再就业等短期需求盖过了抗议的诉求。尽管在社运数据库中，今年上半年的抗议次数比起去年同期并没有显著下降，种族和警权为主题的抗议比率依然很高，两个时期抗议的规模却大相径庭。今年五月爆发了全美对巴勒斯坦的声援集会，得益于20世纪黑权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与巴勒斯坦的国际团结历史，许多BLM运动家也全情投入。但尽管如此，全部社运参与人数只有去年五月单纯与弗洛伊德相关的抗议人数的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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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https://countingcrowds.org/2021/06/14/pro-palestine-movement-of-2021/ 

留给种族平权运动家们更重要的主题，还有对运动同盟更审慎和长远的考量。普通人的同情容易瞬间爆发，又转瞬即逝。特别对白人男性为典型的优势群体来说，以“反思特权”主导的运动传播方式往往划入表演性的自我感动。研究也表明，自认为是边缘群体同盟的运动参与者，多数认为自身是独特的具有反思性的例外，将与弱势群体的朋友关系脑补为一种政治立场，并倾向于以过来人的身份对运动指点江山。比起与边缘群体并肩作战，在社交场合搭建一个支持正义的人设才是许多人成为同盟的动力。

当潮水退却，BLM需要重新甄别和搭建真正的同盟。不过乐观地看，恰恰在实践的低谷，清晰的动员骨架才会凸显出来。 

未来工作夹缝中的医疗照护

这是为去中心关怀社会项目ReUnion及其剧场游戏写的稿子，媒体版本请点击。

历史学者Gabriel Winant的著作《下一次转型》(The Next Shift) 的开头转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最大私人集团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Center (UPMC)离奇的“裁员”故事。2013年，面对劳资纠纷，理应至少雇佣八万多人的UPMC突然宣布旗下已经没有任何正式雇员。这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合同运作，这些雇员已经纷纷被转移到旗下的劳务外包公司。相对之前将近20美金的时薪，一些不稳定合同工的工资换算成时薪不足7美金，缩水了一半以上。

UPMC的故事不仅反映了美国的现状，也日益成为全世界照料产业劳工的缩影，ta们数量庞大，劳工待遇却停滞不前甚至节节滑坡。崛起的精英和中产阶级需要购买更多的医疗照护服务，但市场需求的飙升却伴随着劳工权益的进一步缩水。在全球步入老龄化，20多亿人口需要照护的今天，人们谈论着养老、育儿、健身和精神健康的不可或缺，却极少因此溯源照料劳动由谁承担，照料劳工自身如何生活。正如Winant总结的，“照护劳工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循。ta们照顾着别人，却无人来照顾ta们。”

照料工作的增长与贬值

照料产业的膨胀与劳工待遇的停滞，似乎构成了一个略显矛盾的循环因果链。通常来说，更抢手的工作应该与更高的薪资待遇绑定，但照料劳动似乎违背了这样的趋势。

例如，过去十年美国职业中增长最多的就是医疗照护领域的劳工，数量总和于2017年后已经超越了生产性行业和零售业。这些职位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医生护士、月嫂家政，还有诸如紧急救助、心理辅导、运动康复、临终关怀、甚至整理收纳等一系列的长期和临时工作。除了数量占比极低的部分医生和新兴咨询师，这个产业中的劳工共同面临着低薪的困境，八成人年收入不足30,000美金。事实上，在美国增长最快的职业中，没有一个年收入超过31,000美金，远低于全国收入中位数，也不到女性劳动者的平均薪酬。2015年的数据显示，职位增长最多的家庭护工九成为女性，一半以上为有色人种，其中位工资仅为13,300美金，四分之一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下。

中国的数据反映了类似的趋势。尽管传媒与中产不断惊叹家政照护行业工资的上涨，事实上这种涨幅并未跑赢通胀率。与许多朝阳行业同期相比，市场化照料行业的薪资增长十分有限，不仅收入低于全行业平均值两成多，待遇有普遍增长的也都集中在家庭教师、宠物护理等中产知识性工种，这些工种待遇的上升冲淡了其他劳工的困境。公众对市场化照料劳动工资上涨的敏感，只是进一步折射出对进城务工群体的污名，以及低薪服务业工资理应维持低价位的预设。相对而言，金融、电子游戏等技术领域工资的快速上升则被视为理所当然。

照护的高需求也在催生产业内部的地位分层，这种分层将缺乏文化资本的移民、育龄妇女和老年劳工进一步压缩进食物链底端。在对本世纪初以来郑州纺织业女工职业迁移的研究中，社会学者董一格描画了流入城市家政行业的前产业女工的不同命运。多为本地人的幸运儿可以做工资最高的月嫂，大部分移民工人则被迫在薪酬更低的家政岗位上徘徊。而一旦与自己家庭内的无薪照料劳动冲突，所有人又被迫涌向最不稳定的小时工。Adia Wingfield的著作则表明，在美国，医疗照护产业的发展伴随着职业内部深化的种族和性别隔离，黑人和女性去往经济效益更差的公立机构，占领着低阶职位，还要被迫承担组织中无薪的平权工作 (Equity work)。

传媒往往以猎奇的眼光聚焦所谓的高端家政，用高学历、会英语、新式教学、金牌管家、家庭整理等标签洗刷公众对市场化照料劳动的刻板印象，中介平台也以此为卖点试图提高旗下劳工的议价权。殊不知这种承认既有性别、种族、阶级分工的逻辑推演只会进一步加深对照料本身的污名化，仿佛只有照料与其他高技术、高审美任务和工种混搭的时候，它才可能获得更高的综合定价。

未来工作版图下照护的多重隐形

个人照料产业的膨胀也是去工业化和后福特制就业趋势下最关键的一环，产业工人队伍萎缩后，一个男性劳力养活一个核心家庭的家庭工资 (Family wage) 制度瓦解，更多女性和移民进入照护产业，工会力量衰微，工资随即下跌。

在特定老工业区，从美国宾州到中国东北的铁锈带，医疗照护甚至养生诈骗经济的发展也构成了当年产业工人阶级衰老疾病的苦痛症候之一。大量中产家庭出逃，留守的产业工人要么转型为待遇更差的照护工，要么在慢性工伤和精神疾病中老去，等待前者的服务和照料。Winant针对美国的分析也显示，越是历史上的重工业区，向医疗照护行业转型的程度就愈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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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某城锈带的家政中介

相对经历了家庭工资全面崩坏的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美国有色人种和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待遇落差没有这么剧烈。在中国，特别对于青年务工群体而言，从工厂工地的巨兽中逃离到自由无保障的服务业和零工领域，似乎不算一个被迫和糟糕的选择。但阵痛烈度的降低并不意味着以照护为代表的低薪服务业领域不存在剥削，而只说明对不曾享受福特制的劳工而言，社会从来都是无依之地，ta们甚至没有一个过去的黄金时代可以缅怀。

不管是机器换人还是幽灵劳工，主流劳工和政治辩论中围绕自动化影响的话语，在无意中扭曲了当代工作转型的趋势。机器换人的讨论多关注自动化导致工厂劳工永久失业，幽灵劳工则是围绕人工智能无法解决的最后一英里问题，指出机器会创造出负责情感沟通、维护数据和算法的新工种，比如数据归类标注、在线约会代理、自动驾驶维护等。后者虽然补充了前者线性取代的偏见，却未能勾勒出自动化对工作结构的重塑，特别是对各种低薪工作分布的影响。

数据显示，1980年代末是美国产业结构的拐点，此后自动化开始不成比例地影响到低收入劳工福利，不断拉大精英和底层劳工间的差距。追踪美国私营部门工作质量的指数JQI，自1990年以来都在稳步下跌。欧洲1980年代以降，在自动化替换了大量劳工的同期，餐饮、照护等传统低薪服务业从业人员数比例一直在大幅上升。又比如在中国大城市，2017年后女性为主的低收入岗位占比一直在提高，疫情更让这个比例迅速涨到了四成多。新出炉的数据也显示，中国最缺工的职业中，餐馆服务员、保安保洁员、家政服务员等低薪服务岗占据了前十，因而这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不冲突。在可见的未来，机器不仅将创造出更多人机互补的新工种，也将继续变相鼓励低薪服务领域的无序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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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初的美国私营部门工作质量指数

从职业分层的历史看，一个工种是否属于高技术、高工资的类别，与这项工作是否容易被机器替代，是否创造更多社会价值都没有太大的关系。相反，工种从业者的特征与工种被精英垄断的难易程度才是关键。一项职业一旦涌入大量的女性和少数族裔，这项工作的薪酬就会自然贬值，这在医疗、教育、编程等领域的发展史中都有着生动的体现。而一种工作越不能通过大学文凭垄断，离家庭和再生产越近，不管从事的人是否是女性，都会被定义成低薪的劳动。

最大的讽刺在于，被定义为高技术的编程、金融交易，以及被认为是白领的文书等劳动反而容易被机器学习和操作，而照料孩子、清洁厨房等所谓的蓝领低技术工作则由于工作内容的多变和直觉性，短期内不可能被机器所取代。前者的缩水将劳工挤向后者，蓝领职位工资的下降又提升了采用机器的相对成本，从而反过来阻碍了服务业的自动化。企业以自动化换人为噱头，又可以进一步吓阻劳工争取更高的福利。这就导致高技术部门自动化的使用和服务业低薪工作的蔓延形成了互相激发的恶性循环。

医疗照护劳权斗争的矛盾

在新冠疫情与工作的讨论中，作为物流的必需性工种和劳务空间流动的受阻与重构得到大量的学理关注。的确，外卖和快递平台们在疫情下成为了就业蓄水池，而亚马逊、京东等电商巨头也以此为契机扩展着自己的仓储和运输帝国。

然而从劳动力数据看，物流的增长只是整个未来工作版图中的一块，并不能涵盖整体的趋势。在欧洲，尽管电子商务导致物流行业从业人数增长将近50万人，可以吸收掉不少流失的制造业岗位，但同期职位方面增长最多的依然是个人照护 (Personal care) 类，数量高达300万人。同理在中国，物流近年来每年新增180万左右的岗位需求，但对家政、医护的需求，则一下跃升到了3000多万，大城市的缺口尤其严重，这远远超过了快递外卖等领域现有和预测劳工数量的总和。

物流吸引更多注意力，背后也是社会和学界对男性主导行业偏爱的折射，这些职业尽管多属于蓝领，在公共场合的能见度确实更高，与社会生产面向的互动结合也更为紧密。这些行业的罢工和维权，也往往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同情。去年以来全球物流劳工都面临着更高的劳动强度和权益的侵害，因而也引发了频繁的自发性野猫罢工与工会斗争。

然而同期，从韩国到津巴布韦，医疗照护从业者的抗争却未能获得同等的关注。人们对照护从业者的关心局限在赞赏ta们危难中的无私奉献，而不是呼吁提高其劳动待遇。在美国，照护工人在20世纪的劳工运动史上扮演着中坚力量，ta们在原子化的工作环境下推动了跨区域的联合和跨国立法。但在新经济下，互联网巨头的争议吸引了大部分目光，与亚马逊罢工和工会运动同期发酵了一年多的各地护士工运只得到了地方性和独立媒体的跟进。

在一些特殊情境下，照料劳工的命运还会被其他社会正义运动误伤。例如1960年代，美国兴起的残障权利运动中，以Rolling Quads为首的高校组织支持残障消费者应该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家庭护工，包括自己的朋友。这虽然提升了残障人士的权利，却不经意间传递了护工是低门槛低技术工人的形象，也不幸帮忙推动了家庭照护领域的灵活用工。本该联合起来的少数群体，却陷在雇佣关系中走向了利益的对立面。

哪怕不存在与其他运动的利益抵牾，照料劳动与服务对象的高度关联也让劳工的诉求经常面临道德两难。今年来缅甸医护的罢工是其中最凸显的案例，一边是等待救助和照护的病患，一边又是需要合力抵制的军政府，摇摇欲坠的医疗系统和民主体系的安危相互矛盾，医护们不得不在内心撕扯中参与每一步行动。然而，即使不是每个劳工都会遇到如此极端的抉择，ta们的日常抗争也会面临遗弃照顾对象的指摘。

尾声

只要人们依然将工作视为维系生活、定义人生价值的根本手段，自动化和社会对失业所做出的政策反馈，就将源源不断地输出以照料工作为代表的低薪劳动。传媒对自动化和新兴职业的热捧，模糊了社会上大部分人工作谋生的趋势和现实。在技术和社会偏见的双重挤压下，未来最主流的工作不是写字楼里的白领，也非维护自动汽车的质检员，而是所有人之间的互助与照料。这种互相照护以何种组织形式和意义存在成了绕不过的母题。这既可以导向一种反乌托邦的未来，也可以成为我们重新思考工作和关怀的起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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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优步立法背后的零工分化

媒体版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480239 

近日，经过五年漫长的法律拉锯，英国高法一致判定Uber司机属于工人，几万名司机有望享受最低工资和带薪休假，还可以追回之前平台少给的收入，这成为欧洲零工斗争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立法。英国的立法进步，纵然抵消了全球零工待遇衰退的大趋势，却也暴露出目前零工运动过于强调争取正式雇员地位的归类斗争 (Classification Struggles) ，而在其他层面陷入泥潭的窘境。同时，以优步司机为参照系所做的进步性立法，也难以覆盖全球零工经济下多元化的劳工，很多人的劳权问题并不能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回应。

英美零工法律定性的分化

与英国优步司机阶段性胜利呼应的，是今年美国加州Prop22正式施行后低薪服务业劳工逐步恶化的处境。Prop22是以Uber和Lyft为主的硅谷公司主推的一项加州立法公投，用于推翻更早以前将所有零工视作正式雇员的AB5法案，去年11月在美国大选日得到了58.6%的多数票通过。Prop22将数字平台劳工定性为独立合同工（independent contractors），适用于不同于正式工的劳动条款和保护政策。尽管疫情下的零工多被视为必需性劳工，零工平台却以成本高企和保护零工灵活性为理由，拒绝将平台劳工纳入普通雇员的范畴。很多平台劳工也坚信AB5会让自己失去在多个平台灵活接单的机会，从而投票支持了Prop22。

围绕Prop22的动员过程，显示出Teamsters等传统工会和NGO在平台巨头组成的联盟前的绝对弱势。在去年投票前，支持一方获得了2亿多美元的捐款，其中平台公司自己捐献了四分之三，其余由各种警察工会、少数族裔商会、甚至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NAACP) 和散户零工贡献，这个金额是反对法案一方募款的十倍，也打破了加州历史公投筹款数的记录。当劳工组织者在疫情下一户户敲门试图获得更多居民对零工的同情，科技公司只需要通过app向所有劳工和顾客群发动员邮件，就能促成对劳工运动的降维打击。上月，SEIU工会联合四位平台劳工向加州最高法院递交了起诉书，认为Prop22违宪，但此番努力暂时被法院搁置，未能力挽狂澜。

Prop22于年初正式实施，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其对劳工的负面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零工领域，辐射到广泛的服务业。连锁超市Albertsons就决定解雇几乎所有长期聘用的送货员，改用合同工，而在有Prop22加持的加州，该超市索性不再雇佣送货员，而是把业务外包给了去年刚上市的外送平台Doordash的劳工。同时，一些与硅谷有密切合作的游说机构、咨询公司和行业协会，比如由科技集团领导层组成的TechNet，和零售行业大佬起头创办的劳动力创新联盟，利用风口游说全国的传统零售、医疗、教育集团来更多采用灵活用工的模式。Prop22背后的执行团队则打算将新法条的原则发扬光大到其他州，去年末，他们获得了纽约州NAACP官方的背书。

除了动员游说组织抵消劳工运动的成果，回顾美国零工立法的斗争会发现，平台还十分擅长钻法律漏洞。根据纽约时报的统计，全美地方法庭已经累计294次判决Uber司机在某个州是雇员，但是Uber通过上诉再迅速撤诉的方式，让法庭无法做出最终裁决，以惠及平台其他司机。在没法采用这招的情况下，平台则往往诉诸拖延大法。AB5原本于2020年初就应当执行，然而平台通过不停上诉和威胁撤出服务让加州法庭不断延后执行的死线，直到Prop22推出让AB5停摆，而最终新公投的通过也让平台幸运逃过一劫。对加州劳工极为不利的状况还在于，立法修订Prop22相当困难，需要加州议会八分之七的支持加上州长签字，如此高的门槛需要一边倒的公众支持才可能实现。

零工归类斗争的局限

加州和英国的立法都围绕对特定零工劳动关系的定性，是一种归类学的斗争。有中文分析文章已经指出，英国的判例并未把网约车司机和普通雇员画等号，而是将其归入第三类高于“自雇人士”（self-employed）、低于“雇员”（employee）的“工人”（worker）类别。“工人”类别是英国特有的劳动关系类型，和自雇佣人士比多了法定假日、年假和全国最低工资。享有这些固然让零工的待遇得到了决定性的提高，却也似乎给零工的法律斗争设置了一个隐形天花板，让其他地区更容易施行妥协性的立法。

事实上，按照法条的内容来看，Prop22也并非就是英国判例的对立面，而是给了全职零工司机一些最基础的劳动保护，包括保障按照驾驶时间计算的最低工资，根据工作时长提供四成到八成加州普通雇员的医保和病假，和约两年的工伤赔偿，这些措施也构成了最近主要零工平台在加州大幅提高订单单价的借口。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被认为进步的英国立法，还是保守化的加州立法，都有着将平台劳工视为第三种劳工的倾向。从这个面向上说，英国的立法趋势未必就能激励到其他地区的零工斗争，反而可能让舆论过于关注分类政治本身，而不是每一项零工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平台在法律层面的细微让步，也会让工会和NGO在这个问题上面临巨大的道德压力，与平台对峙更容易被解读成过激的举动。

英国立法相对加州Prop22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反而是劳动关系外，对工作时间的重新定义。后者对劳工的保护标准极低，不仅表现在补贴数额不足，而且反映在法条并未将等待订单和开车到接送点的时间算入工作时长，从而将实际的时薪压缩到当地最低工资的一半不到。然而，此次英国高法判定，优步司机的工作时间要从打开应用那刻算起，因为即使在接单时间外，司机的劳动过程也是被严格调控的，长时间不接单的司机也会被强制下线。

这种思路并非英国人首创。纽约市的大部分网约车司机虽然还未争取到雇员的地位，在2019年起已经受到当地最低工资的保护，其工资计算考虑到劳工车辆的空驶率。换言之，订单之间的停顿加长，说明供大于求，劳工接单困难，平台应当给予司机更多的补贴。纽约新政实施后的数据也显示，司机的工资有了普遍增长，平台的利润也未有影响。受到纽约立法的启发，今年1月开始，西雅图的平台司机也有了最低工资的保护。

此外，平台劳工司机还在疫情下争取新的劳动权益。去年3月，纽约上诉法庭判定Postmates必须为旗下劳工提供对标正式工的失业保险，推翻了下级法庭拒绝赔偿劳工的决议。几乎同时，Instacart在罢工威胁下做了妥协，承诺延长带薪病假时间和更改小费系统。年中，纽约和宾州法庭又为部分平台司机争取到了失业保险。

归类斗争外具体的劳权斗争策略，还可以直接运用到其他服务业领域。比如在英国的居家照护领域，不论是正式工还是零工，护工在不同客户家和加油站间奔波的时间，和在客户处留宿的时间均不计入工时。而照护领域的私有化，又迫使劳工增加签约的客户数量，从而延长了其通勤时间。英国优步的判决，就有利于这些劳工开展后续的独立诉讼，争取独立于自己劳工身份外的收入，特别是疫情下的防疫支出和工时补贴。

优步化背后的多元零工

英美的零工判例都基于对本国平台司机劳动过程的解释，这一定程度上让案件更有指标性意义，却无法顾及当代零工经济在产业、地域和具体工种上的多元性。

相比依赖于大工厂的制造业，零工业态和从业者的内部差异更高。Prop22之所以能通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恰恰是AB5立法者对零工经济过于大而化之的想象。一些特殊的自由职业者，比如专栏作家、翻译和发型师因为AB5规定而面临新的税务和工时限制。比如媒体机构为了避免正式雇佣自由撰稿人，不得不将其工作量压低到兼职的标准，导致劳工报酬减少。对这类情境的恐惧，是这些自由职业者支持AB5被废除的关键原因。一刀切的法条激化了零工内部的矛盾，最终让平台巨头渔翁得利。

去年，《销声匿迹》中文版的出版，已经让更多中文读者意识到零工不只是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手，而涵盖了从家政工、客服、家教、审查员到医疗人员的一系列跨国工种，每个岗位都有自己独特的处境。即使是同一个零工平台内部，劳工的境遇也往往大相径庭，这和劳工的个体生涯息息相关。比如一些印度女性尽管被在线平台剥削，却因为从事零工得以提升家庭地位。在线零工平台跨国特征带来的这种复杂性，也让归类斗争和传统工会策略变得低效。传统工会只在一国内部维护工人权益，并不能解决隶属于在线平台的外国人的权益问题，而Upwork和Mturk这类平台恰恰是大量外国劳工的生计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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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com的搜索界面

一些学者还指出，英文媒体惯用的“优步化”（uberization）并非零工经济的普遍特征，而只是反映了公共舆论对男性主导零工领域不成比例的关注，这使得在城市空间不被看到的、非体系化的或是完全在线零工类型更加隐匿。研究家政零工化的Ticona与Mateescu就发现，网约车和外卖平台倾向用话术将旗下劳工视作伙伴和用户，但care.com等公司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提供官方税表，并强调家政工具备专业劳动者的素质和地位，从而吸引到中产用户。平台控制的核心在于定义劳动边界的权力，至于这种关系在法律和舆论中呈现出正式还是非正式的色彩，取决于工种、地域和劳工力量的涨落。

这次英国法官在判决书中，强调了标准化服务，比如统一定价是优步控制劳工的一大特征。但标准化服务存在与否，并非直接决定工作的剥削程度。在需要提供大量情感和创意劳动的零工领域，对劳工的控制恰恰在于劳工提供的服务是不标准、无法被量化的，从而可以进一步压低在社会经济上弱势群体的报酬。在几乎所有在线零工领域，不统一的报酬和拍卖竞标机制都让全球南方的劳工面临收入瓶颈。在笔者研究的游戏零工领域，一定的自由调价权损害而非提升了劳工的权益，因为在顾客面前的绝对弱势，让大量劳工在同行竞争下主动打折而非提升单价，而新手和女性受此机制侵害尤其严重。

对于人们熟知的平台服务而言，看似更严酷和集中的算法控制，有时候反而让零工有了统一的斗争矛头，这在针对亚洲平台经济的考察中都有所体现。研究者发现，直接隶属于平台的中国骑手相比隶属于配送站的全职工人更有抗争意识，而印尼的线下交通平台化后也出现了更多的劳工抗议。相比之下，更隐形的零工平台多依赖零散和不统一的人工控制，容易消解掉平台劳工集体维权的动力。

因此，当优步化成为一种默认出发点渗透进立法的逻辑，它所能保护的必定只是某些工种下特定的个体，总有零工被代表和遮蔽。来自英国的喜讯，不该成为继续“他者化”零工的推力，而应是理解其内在分化的契机。

谷歌工会背后的美国科技业运动图景

端传媒链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114-opinion-google-labour-union-explainer/ 

1月25日更新新闻: 10个国家的谷歌员工已经组建起了跨国工会联盟Alpha Global。

1月4日，谷歌母公司Alphabet员工组建工会成了科技界的头条新闻。由两百多位谷歌雇员，主要是湾区工程师牵头组建的Alphabet Workers Union（AWU），力图在科技业发轫多时的劳工运动中再添一把薪火。截止到10日，同意贡献出百分之一年度收入加入AWU的成员已经有近700名。被视为高薪白领的谷歌员工，近年来频繁介入各类种族、性别、移民和反审查运动，在公司内部建立起了小有规模的行动网络，而AWU成为了这些网络的自然延伸。1月7日，AWU就国会冲击事件发表了声明，呼吁YouTube封禁特朗普的账户，这也显示了工会将会延续谷歌员工介入社会行动的文化。 

AWU所采用的少数派工会（Members-only或Minority Union）模式，不需要半数以上雇员投票支持即可成立。它虽然无法和多数派工会一样可以和雇主进行工资集体协商，却拓展了动员人群和议题的边界，创造性回应了大科技公司内部难以发起工会投票的困境。同时，在既有身份政治和新冠疫情的联合绞杀下，科技业劳工行动的破碎性依然存在，未来的行动图景仰赖于领域内全职技术工人运动对外包和服务业工人的反哺。 

谷歌工会的推动力：行业变迁与行动扩散

AWU成立的背后除了有科技劳工们多年的组织积累，也得益于几股力量的助推。首先，全球科技行业的规模变迁提升了科技行业工会的必要性。一方面，体量精巧的硅谷独角兽们接连上演着通过IPO圈钱的游戏，另一方面，则是垄断性科技公司不断膨胀的雇员规模。2019年上半年，谷歌的总雇员数量首次突破了十万人，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目前已经超越12万人，仅仅湾区一地就聚集了2.5万人，已可以和很多大型制造业工厂匹敌。依靠大量仓储、物流员工的亚马逊更是有80多万稳定职工，早就跃升为全球雇员最多的企业之一。 

伴随着科技公司影响力和规模膨胀的是公司内部的官僚化和劳工待遇的分化。运营模式日臻成熟后，早期的理想主义褪色，公司很难再用创新的鸡血煽动员工卖命。经济社会学者Catherine Turco在一家中型科技公司的民族志发现，随着机构人员扩张，官僚化不可避免，早先看似民主的决策方式愈发失灵，员工对公司的不满逐步累积。相比其他大型公司，谷歌一度对劳工动员比较宽容，但近两年也接连报复性开除行动组织者，雇佣反工会咨询公司，并缩减了全员大会的议程。此外，技术劳工不同工种和人口间的分化也在加剧。同一公司内部，运营、测试、维护等“软性”技术岗位收入显著低于硬核编程岗位，客服等非技术岗位则不断被削减外包出去。近年来科技业的种族收入比一直在上升，性别收入比看似改善了，却被更大的资本所有权差异所抵消。 

激发科技业劳权运动的还有来自近邻游戏产业的启发。相比传统科技行业，欧美游戏行业的平均工资更低，性别种族分化更严重。独特的游戏预售模式，也使得游戏劳工不断承受着旺季赶工的压力。其中，处于整个产业链底端的是游戏测试员（QA tester），ta们负责处理游戏中出现的程序和翻译错误，不少测试员的收入仅仅飘过当地最低工资。纵观不同的数字劳工类型，游戏劳工的自组织有极高可见度，劳工对工会的认同度也是最强的，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对加入工会感兴趣的游戏打工人已经逼近一半。诞生于2018年初的Game Workers Unite（GWU）是最大的跨国游戏劳工联盟，已于多个国家设立分部和组织工会，协助拳头等主流游戏公司的反性骚扰运动，而它最早的组织者就是一批行业中最边缘的游戏测试员和剧本创作者。 

事后看，GWU的成立对科技业的工人运动功不可没，因为正是GWU和美国电信工会（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CWA）的积极斡旋，促使后者于去年初推行新项目The Campaign to Organize Digital Employees，史无前例地将科技业和游戏业工人纳入工会运动目标。经过一年的发酵，谷歌工会也在GWU的协助下成功创立。因此，数字劳工的工会运动是跨行业扩散的产物。 

大型科技公司的集体行动困境与少数派工会

工会究其根本是劳工集体行动的平台之一，而具体的工会组织方式在不同行业、同行业不同公司、同公司不同工种，甚至同工种不同时期间都可以存在差异。与大部分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会不同，AWU是绕过了正常法律程序的团结工会，又称少数派工会，它不被美国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认证，无法和雇主进行正式的工资谈判和签订协议。美国法律同时规定，这类工会只能代表加入的那些会员，而非全体员工。 

少数派工会在美国一度是非常普遍的劳工组织模式，1935年瓦格纳法通过，私营部门的集体协商和罢工被制度化，劳工运动被民主党所吸收，有着更激进劳工团结立场的少数派工会才逐步式微。此后，大部分劳工选择在公司内部组织投票，如果半数以上协商单位（Bargaining Unit）的成员投票支持，工会可以组建，且获得排他性协商（Exclusive Representation）权，必须同时代表会员和非会员和雇主谈判。 

省略了全员投票程序的少数派工会对雇主的强制力不足，但有着自身的优势。它可以采用更灵活、更草根、更互联网的直接动员方案，不拘泥于已有的工会运动条条框框。比如，AWU可以和谷歌已有的社运小组整合，更迅速地介入广泛的平权、劳工和政治运动，采取更对抗性的手段，也可以囊括很难放在一个协商单位的合同工人甚至外国工人。 

事实上，美国依托大工会的劳工运动向来有被批评过于官僚、保守、制度化，反而压抑了更激进的组织潜能和牺牲了非工会劳工的利益。曾有学者统计了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罢工数据，发现工会往往单打独斗，与社会运动组织结盟的情况仅仅占到四分之一。单一工作场合的工会组织也有可能扩大整个行业内部和产业链上下游工资的不平等。 

不过，CWA和谷歌员工们最终选择少数派工会的道路，大概并非看中其社会运动优势，而是和大型科技公司的集体行动困境息息相关。2020年组建了多数派工会的Kickstarter和Glitch（Stack Overflow的拥有者）都是小型科技公司，前者正式雇员不到200人，后者则只有30多名。简单、扁平的组织结构为劳工自组织省去了大量问题，线下找会议场地等过程也容易得多。对动辄几万人，多个办公地点的大型科技公司来说，别说发动三成雇员同意开展工会投票，绕过公司内部通讯将工会消息通知到全员都需要投入海量的精力。疫情下公司办公室关闭，很多硅谷员工索性搬到了租金更低的小城市，工会组织移到线上后沟通效率也受到了影响。 

80年代后白领，特别是金融、科技行业内部中层管理人员比例的增长也让劳工运动组织存在天然的阻碍。在大型科技公司内部，项目和工作组林立，很多人既是工人也同时是团队负责人，身份的模糊性、管理的破碎性和流动性让劳工的对抗目标很难统一起来。 

此外，硅谷对中印为主的移民劳工的依赖，也让全员动员要跨越公民权、种族、种姓上的多重隔离，这些隔离往往大过阶级团结话语的黏性。移民劳工参与社会运动代价过高，也让组织者陷入两难。一位工程师组织者曾向笔者坦言，他在做动员工作时会优先鼓励已经拿到绿卡的人，担心持有工作签的同事会因为被开除而被迫离境。 

少数派工会是谷歌技术工人在组织传统多数派工会的困境面前，所采取的一种弯道超车的创造性策略。过去十年，在德州、田纳西等对正式工会极其不友好的南方州，少数派工会也被一些传统产业的劳工所采用。例如2014年，大众汽车的Chattanooga厂工会投票惜败后，工人选择了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组建少数派工会，这一做法随后被南方多处制造业厂所效仿。与谷歌工会同属于CWA的United Campus Workers田纳西分部，就是该州20多所高校职工的少数派工会。  

因此，采用哪种工会动员模式不仅取决于行业类型，还受制于变化的制度和法律背景。谷歌目前的少数派工会路径，在未来也可能逐步向多数派工会位移。 

谁是技术业劳工？阶级排斥与破碎的技术工人运动

技术业劳工至少包含三类人群，最常被人提起的是以白人亚裔男性为主的全职技术雇员，第二类是被统称为TVC的临时、末端销售和合同工人（Temporary, Vendor and Contract），理论上帮谷歌打工却不属于谷歌。TVC内部又分技术工人和服务类员工，后者包含一系列与再生产相关的职位比如物流、餐饮、安保、清洁和日托中心家教等，这些劳工63%是非裔和拉丁裔。除此之外，第三类则是最不稳定的数字零工平台的劳工。对垄断科技公司来说，保证一个庞大的低薪非正式雇员队伍是机构存续的关键。例如，为谷歌工作的TVC劳工数目高达13万，超过了正规雇员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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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icon Valley Rising统计的科技业工程师和服务类员工的时薪差异

舆论谈论谷歌工会，反对加班和996的时候，常将科技公司员工与技术工程师划等号，也因此错估科技业运动的整体图景。在此次传媒对谷歌工会的描述中，大量报道声称这是谷歌员工，甚至大科技公司员工第一次组建工会，粗暴抹杀了服务业和外包工人规模更大，历史更久的抗争。 

硅谷的清洁工们是服务业劳工中最先组建工会的工种，早在上世纪90年代，苹果和惠普等公司的清洁工们就加入了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2017年，加州脸书总部的500多位食堂工人成立了隶属于Unite Here的工会，距离不远的2300位谷歌食堂工人则在2019年末组建工会，这也构成了目前科技领域最大的集体协商单元之一。过去几年，主要科技公司的合同制司机纷纷加入了卡车司机工会。据Working Partnerships USA统计，硅谷范围内有14000名加入了工会的食堂工人、清洁工和安保人员。服务业外，外包科技公司也不得不面对工会的挑战。2019年，为谷歌供货的著名印度外包商HCL的匹兹堡分部也成立了工会，这被普遍视作美国科技领域第一个技术工人工会。 

非营利的科技业集体行动数据库每年总结科技业不同劳工行动的趋势。它的统计显示，过去九年间，科技业的劳工行动主要由其中更不稳定的劳工贡献，比如非技术工种的罢工。然而高技术劳工的运动，比如谷歌Walkout等却得到了更多媒体的关注。这不仅不说明打工人之间的联合，而只是再次印证了打工人之间在话语权力上有多么不平等。从劳工的组织历史来看，更不稳定的科技业劳工也是各种运动组织的带头人，与游戏业中的情况相同，是行业中最边缘的工人点燃了全行业的运动。美国技术劳工联盟（TWC）早在2015年就有科技部门的食堂工人深度卷入，试图弥合蓝领和白领技术工人间的隔阂，而直到特朗普任期内才有多地白领劳工的大量参与。 

从科技史的角度看，谁是高技术码农本就是科技行业话语建构的产物。数字劳工学者Lily Irani在研究中就指出，以MTurk为主导的幽灵劳工平台，为了维护其剥削模式，必须反复强调平台劳工所做的个体性的数据标注和编码是与传统码农不同的低技术劳动，殊不知编程也常常是相似的可以被打散的重复性劳动。 

这种对高技术、低技术的二元划分成为BPO外包行业和平台经济的意识形态基础。科技公司通过不断把客服、审查、测试等“低技术”工作转移给外包公司和零工平台来节省用工成本和避免劳动纠纷。过去两年发展最快的莫过于数字媒体审查员的队伍，这也已成为菲律宾的支柱产业之一。科技公司也精明地利用了女性，移民、性少数、残疾人和文科生在正规就业市场的不利地位，把低报酬的职位套上高社会地位的外衣，让ta们感觉自己从事着一份和照料劳动冲突最小、又相对体面的工作。 

尽管谷歌工会超越了传统多数派工会的理念，在纲领上维护外包合同和服务业工人的权益，目前加入的非全职技术工还是极少数，要让后者有机融入技术工人的运动还有太多难以逾越的障碍。外包与服务业工人的运动本就相对独立和组织化，对全职技术工人的鼓舞激发要远超过能从对方身上获得的实质性支持。 

延续了一年的疫情也拉大了高技术工种和不稳定技术工人之间的动员距离，白领们纷纷居家办公后，科技园区停摆，平日为技术工种再生产提供保障的服务性工人被抛向更绝望的境地。从劳工行动频次也可看出，2020年全职高技术工人的行动减少了，不稳定蓝领的抗争则席卷了美国，从亚马逊仓储到Instacart罢工，科技业为了工资与生存的斗争变得愈发尖锐。讽刺的是，疫情下谷歌工会的成立，它不同以往的动员策略，在开拓运动想象力的同时，也不经意间强化了“蓝领工人为生计，白领工人为社会正义”的刻板印象。越是在这样矛盾的时刻，就越需要识别两类运动的内在勾连和一致性，重述前者激发与塑造后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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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背后的拉丁裔保守主义

端传媒版本：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1111-opinion-latinx-in-us/ 

在各国媒体对美国大选结果的盘点中，一个逐步被人关注到的现象是部分拉丁裔选民的右倾。拜登尽管赢了多个摇摆州的选举，却丢失了拉丁裔聚集的佛罗里达和德克萨斯。与4年前的希拉里相比，拜登在关键区域收获了更少比率的拉丁裔选票，在德州西裔聚集的边境地区甚至遭遇被翻红。尽管拜登和特朗普均得益于拉丁裔投票率的上涨，后者分到的蛋糕却更大。主流舆论中，拉美移民被视作终结共和党统治，对冲白人工人阶级保守派选票增长的关键。尤其在预测佛州等地的选举结果时，人们往往预设稳定流入的拉丁裔将为民主党带来更大的赢面。 

但事实却一次次打破观察家的预设。被自动归类为少数族裔的美国拉丁裔，比近年来同样趋向保守的亚裔群体更多地支持共和党。诸多数据都显示，2016年后，拉丁裔选民对共和党的支持更稳固而非松动。2018年中期选举中，知名共和党人Ted Cruz和Rick Scott就分别获得了35%和45%的拉丁裔选民支持。今年拉丁裔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回弹到了历史高点。疫情中少数族裔更高的死亡率未撼动特朗普的拉丁裔基本盘，有三分之一的选民认同他针对疫情的一系列举措。拉丁裔非但没有成为民主党蓝潮的一部分，反而经常成为政治版图中令人困惑的搅局分子。 

拉丁裔给人出其不意的困惑，部分来源于其复杂破碎的族裔认同。美国的拉丁裔来自于20多个政经背景迥异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墨西哥、古巴、波多黎各、萨尔瓦多等，近些年来自中美洲的移民增长最快 。在人口普查和主要社会统计中，拉丁裔并非与白人、黑人、亚裔、原住民并列的种族，而是一个单独罗列的祖籍和文化归属选项。很多看似属于拉丁裔的选民并不认同拉丁或西班牙裔（为囊括巴西裔，本文主要使用拉丁裔的称呼）的标签，也不认为自己属于美国已有的种族类型。更多认同为拉丁裔或西班牙裔的人又同时隶属于其他种族，比如高达四分之一的人是黑人拉丁裔Afro-Latinx（Latinx是社运人士倡导的Latino的性别中立版本），他们平均的意识形态比其他拉丁裔要激进许多，在族裔内部也常遭受种族歧视。拉丁裔社区的意识形态光谱宽广，既有顽固的福音派基督徒，也有the Young Lords以降的左翼反美激进主义传统。近年来，BLM等议题的发酵，让拉丁裔社群内部更加撕裂，也提升了分析预测拉丁裔政治的难度。 

和亚裔类似，抛开内部的异质性和对同一性标签的质疑，拉丁裔事实上已经成为一股可以被集体动员的政治势力。全美范围内，拉丁裔已经超越非拉丁裔黑人成为最大的少数族裔选民群体，他们将在未来决定进步政治的走向和前进速度。  

拉丁裔铁票仓的迷思

在美国的政治史里，拉丁裔并无统一的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而总是依据历史情境而做出更利于自身族裔的选择。1930年以前，和非拉丁裔黑人类似，绝大部分拉丁裔都是共和党支持者。1930年到1960年代，共和党逐步成为富人的代言人，大部分少数族裔，包括西班牙裔因为罗斯福新政后新政联盟的建立而转投民主党。但60年代政党重组后，拉丁裔和黑人的投票趋势出现了奇异的政治分野。黑人不断逃离共和党的同时，拉丁裔共和党数量却因为保守派的不懈动员而稳步增长。自尼克松开始，尽管两党轮流执政，拉丁裔共和党支持者的数量一直都保持在三分之一上下。 

拉丁裔对共和党的稳定认同，源于六七十年代民主党的策略失误和共和党的乘虚而入。二战后，一小批由于入伍而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拉丁裔男性精英开始组建最早的西裔共和党组织Republican National Hispanic Assembly。RNHA在尼克松当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全美拉丁裔保守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二战时期的军工联合体振兴了加州、德州、佛州等地的经济，人口的净流入让这三州的选举人票超过了纽约。由于拉丁裔恰恰聚集在这三个州，拉丁裔在选举政治中的重要性一下子被放大。 

相对民主党的傲慢，共和党面对黑人选民流失的挑战，花重金对西裔进行了针对性的宣传，栽培出一群具有草根动员力的拉丁裔共和党。这些人声称民主党予取予求，利用拉丁裔的忠诚。这种逻辑不无道理，只有两党都视其为摇摆选民而竭力争取时，拉丁裔才能得到最多的好处，因此，拉丁裔必须同时参与两党的政治。共和党成功的动员策略还让拉丁裔内部出现了极化。一方面，民权运动让不少西裔和黑人、亚裔、原住民建立起了种族团结，另一边，一些出身精英的拉丁裔共和党则开始美化西班牙殖民，通过强调自己西班牙后裔的身份来贬低其他少数族裔。另有拉丁右翼则强调对美国的认同基于其独立战争的历史，成为美国人就要铲除自己族裔身上西班牙旧帝国的残余。 

七十年代后，随着拉丁裔总人数的上涨，共和党做了大量吸纳拉丁裔精英的工作，比如七八十年代美国财政部司库有三个都是拉丁裔女性，可谓史无前例。拉丁裔与共和党的蜜月期出现在里根和小布什时期。80年代中移民政策虽然收紧，却同时给了无证移民合法化的途径，提高了里根在拉丁裔中的声誉。在小布什任下的八年，拉丁裔的支持率又一次冲到了四成多的顶峰。布什家族在德克萨斯、佛罗里达和拉丁裔建立了稳固深厚的关系，其小政府的理念，以及911后对国家安全的重视，都得到后者的青睐。 

奥巴马主政时期，出于对其团结有色人种的信心，拉丁裔重新开始拥抱民主党，但即便是他表现最好的2012年大选，拉丁裔的支持率也只是区区71%。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对墨西哥移民的种族主义攻击也未能显著降低拉丁裔对保守派的支持，近三成选民依然把票投给了共和党。日益种族主义和反人性的移民政策并非没有刺痛到拉丁裔，但移民一个维度并不足以撼动已然坚固的政党认同。今次大选中拉丁裔的“反动”表现，更多只是其保守主义历史的延续。所谓拉丁裔是民主党铁票仓的论断，其实并不成立。 

拉丁裔的政治倾向与投票选择

吊诡的是，尽管拉丁裔政治认同分化严重，不论是进步派还是保守派，都习惯了采用本质主义的话语去描绘拉丁裔的政治倾向。早在八十年代，与里根在初选相遇的西班牙裔保守派总统候选人Benjamin Fernandez就信誓旦旦地断言，拉丁裔将是天然的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信奉个人主义，几个世纪以来都不信任中央政府，还从自己母亲身上学到了财政保守主义。”里根本人更是有过名言：“拉丁裔是共和党，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这与同期美国共和党把富裕的东亚裔视为天然的保守派一脉相承。 

政客们的本质主义倾向也强化了公众对不同拉丁裔的刻板面貌，比如人们认为西班牙裔中投共和党的要么是反堕胎的天主教徒，要么是冷战背景下古巴反共移民后代，逢民主党必反。事实上，天主教也可以和左翼劳工运动有机结合起来。美国为移民农工维权的农业工会United Farm Workers (UFW)，就是西班牙裔天主教徒于60年代建立，组织的运动纲领中也常见天主教的元素。拉丁裔的保守主义也不能都由古巴裔来背锅。早在古巴革命前，纽约的波多黎各人就已经大规模支持共和党州长，墨西哥、尼加拉瓜、委内瑞拉裔中也有数量众多的保守派，不少在拉丁裔保守派组织任职。 

拉丁裔的政治倾向也确实和拉美政治有极大的关联。除了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者外，每个拉美移民都自带了故土政治斗争的印迹，透过对这些斗争的记忆和重构来确认自己在美国的立场。20世纪初墨西哥和波多黎各等地的左翼运动塑造了早期拉丁移民对美国的灯塔主义，这种亲美倾向甚至反过来强化了对出生地右翼政党的支持。例如80年代，支持里根的墨西哥共和党人基本都同时拥护墨西哥的右翼基督教政党国家行动党（PAN），后者被拉丁裔保守派亲切地称作“墨西哥的共和党”。 

但拉美左翼政治也没有成为拉丁裔投票时的决定性因素。一般来说，第一代移民对出生国的记忆更深刻，更容易将拉美问题带入投票考量。相反地，已有数据显示，在美国出生的、千禧一代的和说英语为主的拉丁裔尽管价值观更开放，认同共和党的比例相对老一辈人反而更高。这一来显示其他美国本土的因素，比如经济利益在党派认同形成中发挥着作用，二来也说明在拉丁裔身上，进步、保守的标尺和美国民主、共和的党派界限并非重合。 

已有的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显示，影响拉丁裔投票倾向的因素错综复杂，这不仅表现在拉丁裔多元的人口特质，模糊的身份边界，多重外部因素的相互干扰组合，还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主导因素不尽相同。比如著名的2004年大选中，布什以41%-44%创下了拉丁裔共和党支持率的记录。这源于布什家族本身对西裔的亲和力，其在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上的强硬态度，和拉丁裔对当时民主党推行同性婚姻和堕胎政策的不满。 

针对刚过去的2020大选，虽然尚未有严谨的学术分析，但初步的民调暗示，拉丁裔“倒向”共和党源自他们对疫情下经济状况的担忧，而非在文化战争上的站队，或是对民主党实施社会主义的忧虑。具体来说，各地共和党推行的重开政策相对民主党主倡的社交隔离，更能解决低收入拉丁裔生计上的燃眉之急，疫情前失业率的下降也让他们认为共和党更能处理失业问题。11月3日Latino Decisions针对拉丁裔选民的调查数据显示，疫情、工作和医保价格是各州居民最希望政客解决的议题，远超过移民改革、种族正义、堕胎、环保等话题。对很多西裔来说，投票是在均无法彻底代表自己的两党中挑一个不那么坏的支持，民主党无法指望凭借社会正义问题占领道德高地。 

右翼运动中的拉丁裔

丰厚独立战争与革命传统浸淫下的拉丁移民，早已越过投票箱，在更广的社会运动中锻造和重塑着美国精神。然而，和拉丁裔的高度参与不匹配的，是学界和传媒对拉丁裔保守主义运动的忽视。人们想当然地把拉丁裔的社运参与框死在支持移民一个维度上，预设移民一项就足够让他们忠诚于民主党，无视他们在其他政治、经济领域的参与。 

首先，拉丁裔尽管同为种族主义的受害者，由于殖民历史中的反黑主义和与非裔在就业上的直接竞争，族群中的种族主义程度一点也不低。与亚裔相比，拉丁裔，尤其是拉丁裔白人对黑人的排斥性更强。在几乎所有社会调查中，拉丁裔对黑人遭受种族主义的感知都和非拉丁白人相差无几，他们大都不承认黑人依然遭受着系统性的歧视。另一个反直觉的数据是，在BLM运动伊始，西班牙裔对黑人运动的支持率甚至连白人都不如，直到今年弗洛伊德之死，才让许多拉丁裔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的特权。借由BLM，年轻的拉丁裔进步派们也终于有机会对自身族裔内部反黑的历史进行持续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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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这种族群内部的反省并未扭转大局。今年夏季在佛州，以Cubans4Trump为首的团体组织了多次反对BLM的集会。许多大城市的拉丁裔聚居区也出现了零星的反黑行动，曼哈顿Inwood社区的多米尼加裔和非裔起了冲突，芝加哥Little Village的墨西哥裔则武装上街骚扰黑人。在民调上，六月几乎所有族裔都站出来支持非裔抗争，可到了九月，白人和西裔的支持度经历了大倒退，非裔和亚裔的观念变化则不大，西裔又一次和白人站在了一起。 

另外，拉丁裔对保守政治的支持还仰赖于大量右翼组织的草根工作。成立11年的Hispanic Republicans of Texas是州层面运营最成熟的拉丁裔保守派组织，已经为140多位拉丁裔共和党人助选。Texas Latino Conservatives是今年新成立的组织，专注于培养下一代保守派行动者。德州以外，去年设立的Latinos for Trump成为了拉丁裔共和党们社区动员的首选平台，他们致力于扩大，而非仅仅维持拉丁裔共和党的基数。 

与四年前遮遮掩掩的姿态截然不同，今年拉丁裔保守派们更直接地在街头进行宣讲，一些拉丁裔聚集区随处可见Viva Trump的标语。Latinos for Trump也利用各种机会污名化BLM，声称其受到拉美共产主义政权的资助。组织的官方Instagram频道上贴满了各种支持者的合影、拉票活动现场照片、特朗普的新闻和推特。目前，页面的更新停留在11月7日特朗普拒绝承认败选的声明上，不知未来何去何从，但可以肯定的是会有新的平台继续代表拉丁裔保守派的声音。 

拉丁裔甚至在极端右翼组织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近两年传媒曝光度较高的极右翼组织骄傲男孩的负责人Enrique Tarrio就成长于迈阿密的小哈瓦那，自我认同为黑人拉丁裔，他也是Latinos For Trump的区域负责人。白人极右翼通过吸纳少数族裔成员甚至负责人，也可有效还击外界的白人至上主义指责。 

拉丁裔政治未解的疑问

拉丁裔保守主义得以维系至今，还有许多值得深挖的维度。拉丁裔的高共和党支持率几乎完全由男性选民驱动，而且趋势比其他族裔更明显。纽约时报对摇摆州的选前调查显示，拜登和特朗普在拉丁裔女性中的支持率分别是59%和25%，但在拉丁裔男性中，两人的支持率居然只差8%。拉丁裔的投票性别差异是黑人的两倍，亚裔和其他族裔的四倍。除了根深蒂固的性别主义，基于中美洲移民的社会学研究还曾指出职业性别隔离在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相比拉丁裔女性移民多在混合族裔场合工作，拉丁裔男性移民多从事城市服务业，日常沟通局限在和其他拉丁裔的互动上。不同的社会交往方式使得拉丁裔不同性别间的价值观相差悬殊。 

基于亚裔的社科研究也为理解拉丁裔政治提供了新的启示。政治学研究发现，促使二三代亚裔移民逐步靠拢民主党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高校政治社会化的作用。通过与倾进步派的同龄人，特别是其他少数族裔的交流，亚裔年轻一代逐步与老一辈移民的保守主义、灯塔主义价值观脱钩。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更低，这条高校社会化的通路对拉丁裔来说也许并不那么明显，但它至少暗示，少数族裔年轻人间更强的联系和沟通是打破政治精英分而治之策略的步骤之一。  

最后，与60年代拉丁裔共和党由几个州的退伍军人和职业精英把持不同，如今的拉丁裔共和党支持者在地域和人口特质上更多元，包含了大量的劳工阶级，而不同阶级对共和党的支持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相比追寻保守的家庭和宗教价值，德州边境小镇的拉丁裔劳工阶级对民主党可能威胁到石油产业更为警惕，他们的政治选择也因此更容易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而跟换。其他调查也曾发现，过去十年在同性婚姻等社会议题上，拉丁裔和其他族裔的取向差别已经很小，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禁锢性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近日，历史学者Geraldo Cadava在采访中无奈地表示，似乎每过四年，人们都要被迫重新发现一次拉丁裔。当每次大选结果都在挑战公众对拉丁裔政治的直觉，人们就该更主动地放下其他未经审视的预判，去理解拉丁裔标签下涌动着的鲜活经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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