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張亮、黃繼新、周源、胡維、負二、飛豬、柳成蔭、Woody、王俊煜、Klaith、木遙、Rio、張塔、陳青、王凱、Shoegazer、Selimac、Venj、Asimo、musiXboy、Mu、Mediter、Earl Zhang、Benny Wen、Yang、Zheng、以及不鳥萬如一（Lawrence Li）。

二零一零年以降，蘋果在國內知名度日益升高，不再需要一個專門的網站來普及。二零一二年後，Apple4us 的更新逐年遞減，內容也未必和蘋果直接相關。作者們各自忙碌，有些名字或許妳有印象。

我深知保存數字檔案（digital archive）不易，但這是必須做的事，不能因爲有 archive.org 就不做。由於舊有的網站後臺已無人維護，今天我把它搬到了 Typlog.com。

二零零七年，蘋果讓我們這羣人興奮。二零一七年最讓我興奮的是 Dynamicland。它列出了一個五十年計劃。五十年後我八十八歲，我不知到時會發生什麼，但會盡力讓 Apple4us 作爲廿一世紀初中文科技史的一部分永存。

不鳥萬如一
二零一八年一月六日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六日，我收到知乎管理員私信：

把「逼格」改爲「屄格」不是「惡意編輯」。把屄格這樣一個氣質低俗的詞柔化、諱飾成「逼格」，造成「其實沒有那麼難聽」的假象，繼續鼓勵人們使用，纔是真正的大惡。因此禁言，誠爲黑白顛倒。做出這一決策的知乎管理員應該爲此感到羞恥。

这是 John Gruber 在点评 XcodeGhost 事件时的话。「因为中国的网速慢得像狗」被加了链接，这通常被视为网页写作者的一种好习惯：在「呈现完整信息」的名义下，作者不用自己的话概括延伸信息，而是给出「原文链接」，供感兴趣的读者自行点击阅读。最爱这么幹的是 Ars Technica 专栏作家、著名的 Mac OS X 超长评论作者、Accidental Tech Podcast 主播 John Siracusa。¹

这真的是好习惯吗？至少我——Gruber 的十年读者——就没有点开那个链接。这当然和我的特殊性有关：我不用别人告诉我中国的网速有多慢。但 Gruber 的大部分读者是英文读者，她们又如何？

她们大部分不关心。嘻嘻，看中国网速多慢。知道这个就够，不用点进去了。

中国的网速并不慢，但中国的网速确实慢得像狗。

苹果开发者使用的工具 Xcode 的大小在 5 GB 以上。如果住在北京的妳要传一个 5 GB 的文件给深圳的朋友，会选择什么方式？大部分人会选择某种网盘，例如百度云、115 等等。只要妳家有 10 Mb 以上的宽带，从这些网盘下载的速度并不慢。（中国的宽带基础建设一直在发展，10 Mb 以上的光纤已相当常见。）换句话说，在中国下载国产网络服务上的文件，与在美国下载美国国产网络服务上的文件，其速度的差别并不构成用户体验上的明显区别。

问题出在当中国人想出国的时候。无论是身体出国还是精神出国。前者不需要解释，办过签证的人都明白。后者就是 XcodeGhost 事件发生的先决条件之一。从苹果自己的管道 Mac App Store 下载 Xcode 经常需要几天甚至更久，而且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下载成功。如果出门午饭前打开 Mac App Store 下载的人心里知道吃饭回来一定可以下好，有什么理由去百度云下载来路不明的版本？

很多人认为是 GFW 从根源上促成了 XcodeGhost，这个逻辑没错：GFW 令中国大陆以内的人访问中国大陆以外的网站极度困难，有恶意的人便可利用这一点引诱中国人到中国大陆以内的网站下载被植入了后门的软件。但我们必须向前一步，追问 GFW 为什么会诞生。和任何权力机构或人物所施加的限制一样，GFW 是恐惧的结果。当家里的猫连续咬坏了我两台笔记本的电源线后，我就会出于恐惧把猫限制在接触不到笔记本电源线的地方。当公权力认为自由接触信息有可能危害到自己时，就会限制信息的流动。

过去几周我住在一个只有 4 Mb 带宽的地方。如果不开 VPN，和我工作相关的大量网络服务（Gmail, Dropbox, Twitter）无法访问。但一旦打开 VPN，常规的网络浏览又慢到难以忍受。我不想说运营商的名字。尽管的确存在速度和服务品质令人抓狂的运营商，但把枪口指向具体的任何一家都是弄错了方向。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的糟糕之处不在于某家具体的运营商，甚至也不在于精密复杂的网络审查系统。问题的核心是对「他者」以及陌生事物的恐惧。这体现在只有某些「涉外」小区或酒店才能收到「境外电视台」的事实，也体现在之前 Twitter 上关于「归国华侨可以凭护照申请无 GFW 网络」的传闻。它体现在现代中文汉语中「国人使用习惯」一词的流行，体现在「为什么我国现代医德的代表人物是一个外国人白求恩」这类的知乎问题上。是的，这种恐惧不仅存在于公权力内部，也普遍存在于民众心中。最终，它体现在过去几周我感受到的令人极度沮丧的事实：

无论网络状况多么恶劣，有一个服务永远高速、稳定和坚挺。它就是微信。

家母和我抱怨「iMessage 发图比微信慢太多」，Telegram、LINE 和 Facebook Messenger 基本无法使用。对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普通人而言，微信就是唯一的 IM 软件。它近年来的巨大商业成功在美国引起了注意。在华老外用得很欢，比较关心中国的美国分析师（例如 Ben Thompson 和 Ben Evans）也写过不少分析文章。作为商业公司的腾讯有充分的动机把用户尽量多的线上甚至线下活动锁死在微信软件之内，「微信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句曾经的广告语如今已经成为现实。当对外的管道几乎全被封死或是投入了老鼠尸体和粪便时，微信成为信息饥渴症患者唯一的「救赎」。²

那当然不是什么救赎。微信就是今天的中央电视台和「八个样板戏」。而如果妳坚决认为微信只是一个「平台」，并不直接生产内容，因此和电视台没有可比性，那么请重新读一读 Marshall Mcluhan 的书。技术上的确没有什么阻止我把 Maciej Cegłowski 的《What Happens Next will Amaze You》发在微信朋友圈，但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会因为那个小写的 L 上的神秘一撇而皱着眉头斥之为「什么鬼」而直接略过，或是即便点开但发现版式不适合手机阅读而关闭的人，其比例高到了我认为不值得那么做。认为微信是中性平台的人，请告诉我妳没有被公众号的剽窃行为或是养生文章恶心过。

不久前我写过一篇题为《Another Brick in the Great Firewall》的短文。时至今日，国内的通讯以及内容产品需要自我审查已经是创业者的常识。在堂皇的「实用主义哲学」下，创业者、消费者和用户都没有选择地接受了这点。偏爱较为本地化的产品原本在世界各国都是常态。但当中国用户多少是被迫寻找着本国「替代品」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 GFW 上的一块砖。

中国的网速并不慢，但中国的网速确实慢得像狗。只要妳充分抑制对外部世界以及「异己」的好奇心，就可以快乐地生活在微信和网盘构筑的虚拟空间里，免除我在过去数周里经历的一切焦虑。有人说微信已经是事实上的操作系统，对我而言，它已经是事实上的局域网。

（本文系第 171 期《IT 公论》会员通讯，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全体会员。若您喜欢，可考虑入会。）

目前为止的各期不鸟万书评写到的书目如下：

酷而不炫（2015.03.20）
The Dot-com City: Silicon Valley Urbanism, by Alexandra Lange, Strelka Press 2012

We can have nice things (2015.03.27)
Becoming Steve Jobs, Brent Schlender & Rick Tetzeli, Crown Business, 2015

我们都不懂社交网络 (2015.04.03)
It's Complicated: the Social Lives of Networked Teens, danah boy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物联网和共产主义（2015.04.10）
The Epic Struggle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Bruce Sterling, Strelka Press, 2014

过期的人体（2015.04.16）
Escape Velocity: Cyberculture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Mark Dery, Grove Press, 1997

人是机器世界的性器官（2015.04.24）
Escape Velocity: Cyberculture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Mark Dery, Grove Press, 1997

音乐家很早就不再重新发明轮子并把轮子封装起来了（2015.05.01）
Any Sound You Can Imagine: Making Music / Consuming Technology, Paul Théberge,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艺术游戏与游戏的美学（2015.05.09）
Works of Game: On the Aesthetics of Games and Art, John Sharp, The MIT Press, 2015

在修 bug 中度过余生（2015.05.15）
Mindstorms: Children, Computers, And Powerful Ideas, Seymour Papert, Basic Books, 2nd edition (1993)

谁是本雅明的接班人？（2015.05.22）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 and Other Writings on Media, Walter Benjamin, Belknap Press, 2008

无睡眠人生（2015.05.29）
24/7: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 Jonathan Crary, Verso; 1st edition, 2013

写作的未来（2015.06.05）
MFA vs NYC: The Two Cultures of American Fiction, Chad Harbach (Editor), n+1, 2014

新工具还是新内容？（2015.06.19）
Creativity Inc.: Overcoming the Unseen Forces That Stand in the Way of True Inspiration, Ed Catmull, Random House, 2014

技术就是政治（2015.06.26）
To Our Friends, The Invisible Committee, semiotext(e), 2015

Understanding Apple Music the Hard Way（2015.07.03）
How Music Got Free: The End of an Industry,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nd the Patient Zero of Piracy, Stephen Witt, Viking, 2015

万维网的守护者（2015.07.10）
Glut: Mastering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Ages, Alex Wright, Joseph Henry Press, 2007

粗糙男人的终结（2015.07.17）
The End of Men and the Rise of Women, Hanna Rosin, Riverhead Hardcover, 2012

历史是实用主义的解毒剂（2015.07.24）
Fearless Genius, Doug Menuez, Atria Books, 2014

昆乱不挡（2015.07.31）
Words Onscreen: The Fate of Reading in a Digital World, Naomi S. Bar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超越用户体验（2015.08.7）
Where I'm Reading From: The Changing World of Books, Tim Parks, New York Review Books, 2015

别怕错（2015.08.15）
Four Arguments for the Elimination of Television, Jerry Mander, Perennial, 1978

《Fearless Genius》一书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能够存在。

设想一下：妳是一间如日中天的科技公司员工。妳的日常工作需要长时间高度集中注意力。一天，办公室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拿着相机的人。这已经令妳不解：一群程序员在普通办公室里对着屏幕打字有什么好拍的？更有甚者，这位老兄并不是拍一圈就走。他每天都来，每天都在妳身边转悠，而且专拍妳疲惫不堪时的怪相和开会时白板上的事项清单。「这个也能让他拍吗？」妳在心里嘀咕。

能拍。因为史蒂夫·乔布斯说能拍。

从 1986 到 1988 年，Doug Menuez 是 NeXT 的御用摄影师。在那之前，他曾在非洲用相机记录内战和旱灾导致的饥荒，在加州奥克兰拍摄毒贩间的枪战。和其她黄金年代的硬派摄影记者一样，他经年累月地观察人间惨剧，精神上承受了重大的压力与损耗，终于在 1980 年代中期决定转换题材。在记录了太多绝望之后，他想开始捕捉希望。彼时乔布斯刚刚被苹果董事会驱逐，带着几名心腹开始做 NeXT。Menuez 嗅到了时代的气息，于是一边向《Life》杂志报题，另一边则通过朋友辗转找到了 NeXT 的创意总监/联合创始人 Susan Kare。¹ 乔布斯正处在亟需证明自己的阶段，能在《Life》曝光求之不得，于是双方一拍即合。Menuez 获得了无禁区全天候跟拍 NeXT 的权利。

故事并没有结束。1988 年 10 月，NeXT 发布前夕，乔布斯以「我觉得《Life》不酷了」为由毁约，禁止 Menuez 发布这批照片。Menuez 的沮丧可以想像，但乔布斯说这些工作不会白费，并鼓励 Menuez 去拍当时硅谷其它方兴未艾的科技公司。有了 NeXT 和乔布斯的背书，Menuez 犹如获得了硅谷的通行证，进出 Adobe、苹果、微软、Netscape、Autodesk 如入无人之境。他一拍就拍了十五年（1985–2000）。2004 年，斯坦福大学收藏了他的廿五万张底片，又过了十年，这批照片中的一部分才以精装摄影集《Fearless Genius》的形式面世。

作为一个文化物件（artifact），《Fearless Genius》非常值得玩味。它记录的对象是数字革命的先锋，但其媒介却是纯然类比（analog）的。如 Kurt Andersen 在前言中所说：

没有什么比书中那张比尔·盖茨的照片更能表现这种反讽。（妳可以在 Steven Levy 主编的 Backchannel 放出的预览里看到这张照片。）1980 年代末，盖茨在西雅图建了一所布满屏幕的高科技住宅，并想在这些屏幕里循环播放各种数字照片作为家居装饰。购买大量数字照片授权的费用很高，尽管盖茨比任何人都更能承担这个费用，但他的态度才是关键。「任何照片的价格都不应该超过 50 美元，」他在当年的一场 TED 演讲中说。

尽管 Menuez 镜头下的公司和人物如今大多已是业界传奇，但用摄影的方式记录科技公司并不容易。静态的工作性质是主要原因——这毕竟不是橄榄球赛。Menuez 的解决方法是重点捕捉人物面对压力时的反应。「技术公司投射出来的公共形象往往是光鲜而无所不能的，而当人物表现出脆弱的时候，就形成了对照，」他说。妳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摄影美学上的选择，但它背后更是如今科技新闻界罕见的基本操守：在很多时候，记者应该分发的恰恰是企业公关部门不希望被分发的信息。而事实上，虽然 Menuez 拍下了习惯蹲在椅子上工作的工程师和苹果 1990 年代的手持设备 Newton 发布前三台演示机全部失灵的乱象，这些照片在今天也绝不可能污染上述科技公司的形象。相反，它们就像摇滚乐手的混乱卧室一样，见证着某种无序但强大的生命力。

那是一个记者与科技公司的关系与今日大相径庭的时代。一方面，彼时的硅谷虽然已经催生了许多百万富翁，但理想主义仍旧在空气中飘荡。人们互相之间有着善意的假定和被坚定守护的信任。1995 年 Netscape 上市，Menuez 逐渐感受到了时代即将落幕的疯狂，并在 2000 年 dot-com 泡沫破灭之前终止了拍摄计划。在他看来，Netscape 上市意味着互联网淘金热的开始，dot-com 泡沫破灭则标志着个人电脑时代的精神理想的没落。无论是 Andersen 还是 Menuez，在本书的前言里对此都有相当直接的批评：

Andersen 也有类似的观点：

慨叹今不如昔并不符合如今的时代精神。技术官僚掌权的时代，一切都要乐观、积极、正面，因为一切都可以测量。理想和情怀在今天的名字叫 pragmaticism，大胆而不切实际的狂想连被人嘲笑的机会都不会有。这或许令人沮丧，但并不致于绝望，因为历史是实用主义最好的解毒剂。尽管 Ivan Sutherland, Doug Engelbart, Ted Nelson, Alan Kay, 以及 Doug Menuez 在《Fearless Genius》记录的人物年代久远，但只要稍微接近一下历史，我们就能找回如今被大企业毁掉的「创新」一词原本包含的锋利与激进。

在《Fearless Genius》里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并不是任何科技领袖的。它的拍摄时间是 1986 年，地点在旧金山湾区北部的 Sonoma，主角是一位不知名的女性 NeXT 员工。身穿朴素的牛仔服的她，坐在一间狭窄昏暗的房间里对着一台早期的 Mac 电脑工作。她把双手放在键盘上，但目光则瞄向键盘左边的一张 A4 纸。加州的灿烂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中射入室内，在她的身上投下了黑白相间的阴影。她的桌子很小，除了电脑和纸张以外几乎摆不下别的——她似乎也不需要别的。对美好自然风光的无动于衷以及对电脑屏幕射出的人工光线的高度专注，在九年后的凌波丽的房间以及十三年后 Trinity 的房间里得到了呼应。

Fearless Genius, Doug Menuez, Atria Book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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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收入构成比例分别为：美洲 40.7%、欧洲 20.8%、大中华区 26.7%、日本 5.8%、其他亚太地区 6%。这是第二次大中华区的销售收入超越欧洲成为苹果第一大海外市场，并且有加速超越的趋势。

中国

本季度大中华区贡献了 132 亿美元的收入，较去年同期暴增 112%。Cook 说本季度大中华区 iPhone 的销量增长了 87%，而根据 IDC 的数据同期大中华区智能手机市场增长只有 5%。本季度大中华区的 Mac 销售额增长了 33%，同时 App Store 的收入则超过翻倍增长。

iPhone

iPhone 销量 4,753 万台，较去年同期增长 35%；销售收入 314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9%。Cook 说本季度从 Android 转用 iPhone 的用户数为史上最高点。分解到各地区来看：西欧市场增长 30%，四倍于市场均值 7%；日本增长五倍于市场均值；韩国市场收缩的情况下 iPhone 逆市翻倍增长；印度市场也有不俗表现，本季度增长 93%，将近翻番；此外还有前述的大中华区 87% 的增长，高于市场均值 17 倍。

iPad

iPad 销量为 1,093 万台，较去年同期下滑 18%；销售收入为 45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滑 23%。这是 iPad 产品线连续第六个季度的销量和销售额显著下滑。WWDC 2015 上展示的 iOS 9 多任务和分屏显示等新特性或许能在下季度扭转 iPad 产品线的颓势；如若不能，iPad 产品线或将步 iPod 后尘逐步走向衰落。

Mac

Mac 销量为 480 万台，较去年同期增长 9%；销售收入为 60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9%。与此形成鲜明对比，Gartner 的数据显示同时期全球 PC 行业出货量（包含平板电脑）下降了 9.5%；IDC 的数据显示同时期全球 PC 出货量（不含平板电脑）下降了 11.8%。新款 12" MacBook 对 Mac 产品线的销量增长贡献巨大。

Watch

本季度最令人关注的 Apple Watch 的销售数据因为与 iPod, Apple TV, Beats 等其他产品并类统计的关系并不能直接获得。本季度该类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 8.7 亿美元，较今年前一季度增加 9.5 亿美元。苹果首席财务官 Luca Maestri 的说法是由于 iPod 和其他外设产品持续走低部分抵消了 Apple Watch 的销售收入，Apple Watch 的实际销售数字远高于 9.5 亿美元。据此可以大致判断本季度 Apple Watch 产品线的销售额至少在 10 亿美元以上。考虑到本季度大部分时间 Watch 产品线的产能都极度受限，Cook 说 Watch 的表现超过苹果的预期。

服务

此外，本季度来自服务（包括 App Store, iTunes Store 等）的收入首次突破 50 亿美元，并且超越 iPad 产品线成为苹果继 iPhone 与 Mac 后的第三大收入来源。Cook 说本季度 App Store 的收入为历史最高点，但未透露具体收入的数字。

目前为止的各期不鸟万书评写到的书目如下：

酷而不炫（2015.03.20）
The Dot-com City: Silicon Valley Urbanism, by Alexandra Lange, Strelka Pres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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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期的人体（2015.04.16）
Escape Velocity: Cyberculture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Mark Dery, Grove Press, 1997

人是机器世界的性器官（2015.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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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游戏与游戏的美学（2015.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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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未来（2015.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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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具还是新内容？（2015.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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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Apple Music the Hard Way（2015.07.03）
How Music Got Free: The End of an Industry,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nd the Patient Zero of Piracy, Stephen Witt, Viking, 2015

万维网的守护者（2015.07.10）
Glut: Mastering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Ages, Alex Wright, Joseph Henry Press, 2007

粗糙男人的终结（2015.07.17）
The End of Men and the Rise of Women, Hanna Rosin, Riverhead Hardcover, 2012

历史是实用主义的解毒剂（2015.07.24）
Fearless Genius, Doug Menuez, Atria Books, 2014

昆乱不挡（2015.07.31）
Words Onscreen: The Fate of Reading in a Digital World, Naomi S. Bar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How Music Got Free》的出版时间准得近乎诡异。六月八日，苹果召开一年一度的全球开发者大会，略显不合时宜地宣布了自己的音乐流播服务 Apple Music 将于六月底上线的消息。一周后的六月十六日，这本书就进驻了各大实体与电子书店。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任何关心音乐未来的人都会立即被书名吸引。妳看，连一直坚持音乐文件要一首首单卖的苹果，现在都推出自助餐/听到饱/「放题」式的流播服务了。音乐真的几乎免费了呢。

但是，请不要把书名里的 how 理解为「究竟为什么会这样」。《How Music Got Free》是关于数字音乐媒介史的报告文学，它是一本故事书，而不是经管书或理论书。

Stephen Witt 的写作动机来自一个问题：我这么多年下载的盗版 MP3 究竟是怎么来的？是谁抓的轨？由谁上传到什么地方的？我当年或许是从 Napster、Soulseek 或 Kazaa 下载了某张专辑，但世界上第一个把它从 CD 转制成 MP3，再上传到互联网的是谁？她的动机是什么？

在大部分人的想像中，盗版音乐文件的交换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全球性行为。世界各地的音乐爱好者出于单纯的分享动机，在一个个 p2p 网络上夜以继日地交换着文件。这也是 Witt 最初的想法。但经过了长达五年的调查与采访，他发现了完全违反直觉（但或许符合「二八定律」）的真相：大部分的盗版 MP3 都出自少数几个盗版音乐分享组织，而曾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宝丽金 CD 工厂工作的 Doll Glover 和名叫「Rabid Neurosis (RNS)」的线上盗版音乐分享团体就是其中的最重要节点。

Witt 延续了强有力的老派非虚构叙事传统。本书的目录并不标明章节内容，只是简单地「第一章」、「第二章」按序号排列。妳没有办法跳着读；作者和编辑要求妳从头开始耐心地、线性地听这个故事。Witt 设计了三条主线，分别以 MP3 压缩算法的发明人 Karlheinz Brandenburg、Doll Glover 以及现任索尼音乐 CEO Doug Morris 为线索，采用了梅花间竹的方式按章节穿插叙述。各种线索忽隐忽现，如侦探小说一般扣人心弦。在他笔下，MP3 压缩算法背后的团队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与美剧《硅谷》中的虚构创业公司 Pied Piper 如出一辙（后者也是做压缩算法的），几乎要让人怀疑 MP3 团队的故事就是《硅谷》剧本的原型。

我对《How Music Got Free》的主题有不少私人感情。和作者 Witt 一样，我也有过在各大音乐共享社区全天候下载的经历。在 2003 – 2006 年间，我甚至还参与了一个和 RNS 类似的组织：Homie 3。RNS 以 IRC 为主要沟通管道，Homie 3 则先后跑在 Hotline 和 KDX 这两个如今鲜为人知的文件传输网络上。在其最鼎盛时期，Homie 3 的会员人数大概也不超过一百，但它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实验音乐盗版分享基地。其成员甚至包括英国电子音乐家 Scanner（Robin Rimbaud），以及 Ubu.com 的创始人 Kenneth Goldsmith。我当然也记得廿一世纪初在 Soulseek上廿四小时挂机下载的时光，以及那个唯一拥有全套 Merzbox 但永远排不上队的 ID。

对于和我以及 Witt 有同样经历的人，《How Music Got Free》是一次怀旧的借口，但也是对个人历史的梳理。但这本书还有更加普世的价值。

Apple Music 的面世对于音乐产业毫无疑问是又一次震动。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 Spotify、Rdio、Rhapsody、Pandora 等创业公司为听到饱的音乐流播服务开辟了道路，但苹果的品牌价值、业界地位，加上 Apple Music 作为预装软件的身份都令人无法忽视这个后来者。

在无数关于 Apple Music 以及音乐流播服务的论述里，传统唱片工业以及音乐家（「内容方」）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视为学不会新把戏的老狗或是只考虑利润最大化、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家伙。更可笑的是，这些人居然以为自己在这个美丽新世界可以继续扮演品味仲裁所的角色，全然看不到在这个复数化的社会里，谁也没资格说自己的品味高于她人。全知的软件算法将（或者已经）取代音乐杂志、电台和批评家。妳再也不需要谁谁谁来告诉妳什么是好音乐，因为我们的软件最懂妳！只要妳勤于点赞、多拉歌单，算法就能源源不绝地为妳吐出妳最爱的音乐。技术创业者们如此认为。

如我多次在《IT 公论》中暗示的，这是一种从各个层面看都十分幼稚的观点。在没有历史观的技术主义者看来，技术的演化是一个线性的过程。（的确，她们更爱使用「进化」这个带有错误暗示的译名。）但任何东西的演化路径上都少不了回头路和死胡同，停滞不前也是常态。看过 Witt 的叙述就知道，尽管 MP3 发明人之一 Brandenburg 的导师在几十年前就认定音乐文件压缩算法在未来一定是用于流播，而非文件存储，但 MP3 在当年的标准争夺战中败给了 MP2。它后来的流行，却是阴差阳错地和网上的盗版音乐共享小组有关。技术产品发明人的意图总是好的，但结果却会被太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左右。「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是发明未来」是一种修辞上的胜利，但未来从来就不是在实验室里被发明出来的。

强调数据驱动的技术人可以很方便地嘲笑唱片公司和音乐人，但事实上，《How Music Got Free》的主角之一 Doug Morris 恰恰就是一个用数据思考的典范。在销售数据远不如今天容易获得的 1960 年代，在唱片厂牌 Laurie Records 工作的 Morris 注意到马里兰州的小城 Cumberland 有唱片店大量订购 Music Explosion 乐队的「Little Bit O' Soul」。所有人都没有留意这个细节，但 Morris 问采购部的同事要来了唱片店的电话，向店主问明了原由。原来，当地的一位 DJ 在电台里频繁播放此曲，导致销量大增。Morris 遂要求同事在全国各地的电台力推此曲。截止到 1967 年底，这张唱片卖出了过百万张。

Witt 写道：

在几乎所有全球音乐巨头担任过高管的 Morris 五十五年前就有了这样的认识，妳还觉得数据驱动对于音乐产业是新鲜事吗？

有了这样的背景知识再去看 Apple Music，很多事情就非常清楚了。为什么 Apple Music 要做全天候廿四小时播放的 Beats 1 电台？因为 1960 年代的唱片公司高管就知道一个小镇 DJ 的口味有可能极大地影响唱片销量。而如今 Apple Music 的掌门人 Jimmy Iovine，正是和 Morris 一起在唱片业打拼多年的好友。

Iovine 赌的是一个新瓶旧酒的未来：在苹果设备全面渗入人们娱乐生活的世界里，Beats 1 电台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音乐入口。若五年之后，美国人打开车门播放的不再是传统电台而是 Beats 1，苹果就真正重新夺回了数字音乐界的王者宝座。

这不禁令人想到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人工选歌，还是算法推荐？Apple Music 及其前身 Beats Music 都把人工选歌作为最大卖点。但业内人士都知道，任何公司都是两条腿走路，算法与人工同时进行。Morris 从 1960 年代就开始抓数据，但唱片公司的星探部门并没有因此取消。只有除了编程什么都不懂的人才会抱怨人工选歌「unscalable」，因为真正试图卖过内容的人都明白一个真理：内容永远就是 unscalable 的。Pandora 的背后有活人音乐专家为歌曲打上的千奇百怪的标签，Facebook 时间线上由算法推荐内容也在反复经由一个数百人的团队手工核查与调整。内容的「发现」和人的情绪、心理、所在地、机缘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人依然是个变量而非常量，要在内容的发现上完全取消活人干涉就是痴人说梦。

别忘了，我是在偶然走进一家实体书店时发现《How Music Got Free》的。

How Music Got Free: The End of an Industry,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nd the Patient Zero of Piracy, Stephen Witt, Viking, 2015

目前为止的各期不鸟万书评写到的书目如下：

酷而不炫（2015.03.20）
The Dot-com City: Silicon Valley Urbanism, by Alexandra Lange, Strelka Press 2012

We can have nice things (2015.03.27)
Becoming Steve Jobs, Brent Schlender & Rick Tetzeli, Crown Business, 2015

我们都不懂社交网络 (2015.04.03)
It's Complicated: the Social Lives of Networked Teens, danah boy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物联网和共产主义（2015.04.10）
The Epic Struggle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Bruce Sterling, Strelka Press, 2014

过期的人体（2015.04.16）
Escape Velocity: Cyberculture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Mark Dery, Grove Press, 1997

人是机器世界的性器官（2015.04.24）
Escape Velocity: Cyberculture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Mark Dery, Grove Press, 1997

音乐家很早就不再重新发明轮子并把轮子封装起来了（2015.05.01）
Any Sound You Can Imagine: Making Music / Consuming Technology, Paul Théberge,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艺术游戏与游戏的美学（2015.05.09）
Works of Game: On the Aesthetics of Games and Art, John Sharp, The MIT Press, 2015

在修 bug 中度过余生（2015.05.15）
Mindstorms: Children, Computers, And Powerful Ideas, Seymour Papert, Basic Books, 2nd edition (1993)

谁是本雅明的接班人？（2015.05.22）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 and Other Writings on Media, Walter Benjamin, Belknap Press, 2008

无睡眠人生（2015.05.29）
24/7: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 Jonathan Crary, Verso; 1st edition, 2013

写作的未来（2015.06.05）
MFA vs NYC: The Two Cultures of American Fiction, Chad Harbach (Editor), n+1, 2014

新工具还是新内容？（2015.06.19）
Creativity Inc.: Overcoming the Unseen Forces That Stand in the Way of True Inspiration, Ed Catmull, Random House, 2014

技术就是政治（2015.06.26）
To Our Friends, The Invisible Committee, semiotext(e), 2015

Understanding Apple Music the Hard Way（2015.07.03）
How Music Got Free: The End of an Industry,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nd the Patient Zero of Piracy, Stephen Witt, Viking, 2015

万维网的守护者（2015.07.10）
Glut: Mastering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Ages, Alex Wright, Joseph Henry Press, 2007

妳们有没有嫌一天太短？有没有「没空睡觉」的感觉？

画图狗、金融狗、编程狗、统计狗、实验狗、产品狗……

Wow. Very chicken-blood. Such productive. Many GTDs.

我生于 1980 年，在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长经历中，我也体会到了人们对于睡觉一事在观念上的变化。大约从高中时期开始，午睡的习惯就渐渐从我和不少同龄人的生活中消失。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体系里，睡眠时间的长短似乎往往与生产力直接相关。长大之后要是听说谁还有睡午觉的奢侈，若不是退休人士，通常就是事业单位的同志了。

到了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忙得没空睡觉」几乎已经成为一种炫耀。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最优秀的头脑日夜钻营如何随时随地满足大家一切欲望的时代，睡眠意味着停滞和怠惰。那么多要看的书、文章和展览，那么多想听的音乐，那么多要安排的旅程、那么多要进入的市场、那么多要赚的钱。睡觉？那是给没有能力更加有效利用时间的人准备的吧。

于是我们在超市购买 5-hour energy，或是通过不明渠道搞来更高阶的药物 Adderall 或 Modafinil，强迫自己的身体适应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嘿，脑力劳动也是体力劳动唷），在知乎上问「听说李开复一天只睡四个小时，请问是怎么做到的？」，私下交换着某「大神」连续一周每天只睡两小时的神话。另一方面，许多人在燃烧了几年之后，想起了劳逸结合的传统智慧，开始反思人生。她们的关键字从 GTD 变成了 WLB: work-life balance。

由名人博客逐渐演变成月独立访问量过亿的线上媒体 Huffington Post 的创始人 Arianna Huffington 就是其中之一。事业成功的代价，是 Huffginton 某天由于疲劳过度，体力不支而摔倒，导致颧骨骨折。在去年出版的《Thrive》一书里，她像很多成功人士一样，为所谓更加平衡、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唱起了赞歌。

这种书当然没有阅读的必要。知行难以合一才是人类面临的永恒难题。睡得少会影响健康和工作效率，这种道理难道真的需要看一本书才能明白吗？不过就在永动机般的生活方式引起反弹的同时，「高度发达资本主义」体系正在悄悄试图把无睡眠生活再推进一步。和我们在《IT 公论》里反复提及的一样，走在最前沿的仍然是美国军方。

白冠带鹀（wú）是一种主要分布在北美的鸟。每年牠们都会沿着美国西海岸从阿拉斯加到墨西哥北部迁徙。这种鸟有一项会被华尔街人士羡慕的能力：在迁徙季节，牠们可以连续两个星期不睡觉。至少从 2003 年开始，为我们带来了互联网的美国国防部下属研究机构「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DARPA）就开始投钱研究白冠带鹀的生理机制。目标很简单：制造出可以七天不睡觉的活人士兵。

时至如今，我们应该对新技术从军方向民间的下渗过程有充分的自觉。互联网、物联网以及整个电脑产业都是这种下渗的结果。如专研硅谷历史的 Leslie Berlin 所说，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于共产世界的恐惧令美国国防部投入了大量资金研发新的电子技术。「美国政府其实就相当于硅谷最早的风险投资人。」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艺术与理论教授 Jonathan Crary 的《全天候人生：高度发达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24/7: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就是对这一现象的理论性阐述。

「历史证明，和战争相关的创新总是会渗透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不睡觉的战士将会成为不睡觉的工人和不睡觉的消费者的先驱。抑制睡眠的产品在制药公司的强力推广下，先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最终会变成很多人的必需品。」

还觉得吃 Soylent 是丧心病狂的反人类行为吗？把时间看作「海绵里的水」，是一种多么前现代的表述！在今天，时间当然不是被挤出来的，而是被エンジニア（engineer）出來的。

我能够理解大部分人初次听到这一想法时产生的荒诞感。但如同 Crary 在书中梳理的，把睡觉视为浪费时间的人古已有之。哲学家大卫·休谟的名著《人性论》开篇就把睡眠、癫狂和发烧并列为达致理性的障碍，他死于 1776 年（65 岁）。到了今天，资本主义系统对于全球 24 小时不间断交易的需求令睡觉成为成本中心中的一个元素，一种需要为其存在寻找理由的东西。在这个语境下，技术圈所追求的可扩展性（scalability）是通过用机器和算法来替换人类获得无睡眠的生产力，而一向处在前卫地带的美国军方则直接下手去改造我们那过期的人体了。

Crary 的批评本质上是左派的。「在当下的语境里，睡眠意味着社会的可持续性，它可以被视为社会自我保护的诸多底线之一。作为一种全人类共有的最私密、最不安全的状态，社会必须依靠睡眠才能得以持续。」换言之，睡眠代表着一个活人退守到自己的世界的一种保底性策略。它是我们对抗全方位消费主义的有力武器。

很难说哪种状态对人类更为理想。从天真的人本主义角度思考，Arianna Huffington 和诸多被无睡眠生活方式毁掉了肉身的成功人士倡导的劳逸结合毫无疑问是更加「人性化」的选择。但正如 Crary 在书中所说，当代批评理论早就认定了人和机器在当代社会并无本质差别。当妳为了在计步器上积满一万步而在公寓楼下多走了两圈的时候，当妳以工作效率的名义吃代餐的时候，当妳把一个拥有某种「睡眠模式」的电子设备放在枕头旁边的时候，妳并没有做出更人性化的选择。假如有朝一日出现了可以让妳自由调节睡眠频率和时间的药物，妳会不会去用它？别急着说不会，妳被机器奴役不是第一次了。而且 M 的倾向不是广泛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体里吗？：）

真正的个人革命仍然是可能的。但假若今天的妳不和 Facebook 努力营造的 walled-garden 对抗，不和把妳当作商品卖给广告主的免费服务对抗，不和随时随地即时满足的欲望对抗，不和忽略社会空间中柔软和微妙的那一部分织体的倾向对抗，在未来妳就很可能会成为无睡眠药物的快乐用户。

24/7: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 Jonathan Crary, Verso; 1st edition, 2013

目前为止的各期不鸟万书评写到的书目如下：

酷而不炫（2015.03.20）
The Dot-com City: Silicon Valley Urbanism, by Alexandra Lange, Strelka Press 2012

We can have nice things (2015.03.27)
Becoming Steve Jobs, Brent Schlender & Rick Tetzeli, Crown Business, 2015

我们都不懂社交网络 (2015.04.03)
It's Complicated: the Social Lives of Networked Teens, danah boy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物联网和共产主义（2015.04.10）
The Epic Struggle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Bruce Sterling, Strelka Press, 2014

过期的人体（2015.04.16）
Escape Velocity: Cyberculture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Mark Dery, Grove Press, 1997

人是机器世界的性器官（2015.04.24）
Escape Velocity: Cyberculture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Mark Dery, Grove Press, 1997

音乐家很早就不再重新发明轮子并把轮子封装起来了（2015.05.01）
Any Sound You Can Imagine: Making Music / Consuming Technology, Paul Théberge,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艺术游戏与游戏的美学（2015.05.09）
Works of Game: On the Aesthetics of Games and Art, John Sharp, The MIT Press, 2015

在修 bug 中度过余生（2015.05.15）
Mindstorms: Children, Computers, And Powerful Ideas, Seymour Papert, Basic Books, 2nd edition (1993)

谁是本雅明的接班人？（2015.05.22）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 and Other Writings on Media, Walter Benjamin, Belknap Press, 2008

无睡眠人生（2015.05.29）
24/7: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 Jonathan Crary, Verso; 1st edition, 2013

写作的未来（2015.06.05）
MFA vs NYC: The Two Cultures of American Fiction, Chad Harbach (Editor), n+1, 2014

新工具还是新内容？（2015.06.19）
Creativity Inc.: Overcoming the Unseen Forces That Stand in the Way of True Inspiration, Ed Catmull, Random House, 2014

技术就是政治（2015.06.26）
To Our Friends, The Invisible Committee, semiotext(e), 2015

Understanding Apple Music the Hard Way（2015.07.03）
How Music Got Free: The End of an Industry,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nd the Patient Zero of Piracy, Stephen Witt, Viking, 2015

在之前的某期节目里，我们提到过《失控》在中国的认知错位。Kevin Kelly 写于 1995 年的这本大厚书在 2010 年后的中国卖出了超过十万本。我不太相信这十万个人都有仔细去读过它，但显然有那么一阵子大家都在谈论它。《失控》在当代中国显得相当特殊，大部分读者从未见过有人把电脑科技与生物学炒成一碟，这种奇异的陌生感是它在中国走红的原因之一。但如果我们把这本 1995 年的书放回 1990 年代的语境来观察，就会发现它其实只是某个大类中的一个样本。在那个现在看来已经无比遥远的时代，有一批人以杂家（generalist）的角度切入技术文化图景。今天大家都争相以站在「科技与人文的交叉口」为荣，而当年那批人就是把原本处在不同维度的两条路拉到同一个平面，并在交叉口立起标志的家伙。

《Escape Velocity: Cyberculture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就是这个类别中的另一样本。它和它的作者 Mark Dery 在今天或多或少都已被人遗忘，但却是数字文化发展史上一份不可忽略的文本。你可以把它视为一本数字地下文化/亚文化/实验艺术速成手册，那种方便你读完之后去 Quora 和知乎一类的知识社区写一个「长文慎入」答案的压缩饼干。但它同时也是技术恐惧症、死理性主义综合症与简约洁癖病的特效药以及技术决定论的解毒剂。

在《Escape Velocity》（逃逸速度）里，Dery 记述了许多数字亚文化中的人物、作品与事件，包括加州的机械剧场动力装置艺术团体「生存研究实验室」（Survival Research Laboratories，此处不表，但强烈推荐大家去 YouTube 搜索），赛博朋克，性别政治，线上性爱等等。不过我觉得最有趣，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最相关的，是行为艺术家 Stelarc。

我们在节目中曾经多次提到过身体和技术的关系，Stelarc 的作品是对这种关系最切身与直接的探究。他最有名的行为大概是「悬浮系列」：用十数枚钩子刺入身体，钩子末端的线连到天花板，通过与自己身体等重的物体（例如石头）将自己拉起并悬浮在空中。痛感在这件作品中难以忽视的存在会让人误以为它和虐恋（s/m）有关，但事实上这是对身体以及它和重力之关系的一种自觉。在作品「第三只手」里，Stelarc 在自己的右手上安装了一只不锈钢做成的假手，通过自己的腹肌和大腿肌肉发出的肌肉电流控制机械手指的开合。与此同时，他还在自己左臂的屈肌和肱二头肌上附着了肌肉刺激器，用电流刺激肌肉，促使手臂抽搐。自 1960 年代以来，Sterlac 反复研发着这一类有关「技术/机械作为身体延伸」的作品，而且年年有新招。虽然气质上完全地下，但这位塞浦路斯出生、澳洲长大的艺术家跟学术界过从甚密，和皇家墨尔本技术学院（RMIT）有过关于虚拟现实技术方面的合作，被卡耐基·梅隆大学授予过艺术与机器人学荣誉教授职位。2005 年，关于他作品的第一本全面专著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Stelarc 给自己设计了一句很拉风的广告词：人类的身体已经过期（The human body is obsolete）。这种过期由技术造成，但和过期食物不同，在 Stelarc 看来，身体的「过期」可以通过技术来修复。所以要做机械手臂，要和重力对抗（被重力束缚在地面上也代表着人类身体的「落后」），甚至要埋一只假耳朵到左手前臂里。（自己的）身体既是他的创作实验场，也是他思考的对象。

Stelarc 出道早，所以是先锋。但其实技术对身体的改造无时不在进行，有时这种改造违背了我们的意愿，导致我们要用另外的技术来「撤销」（undo）它。近视和近视眼镜就是一个日常的例子：阅读媒介（印刷术，屏幕技术）的发达导致人们专注观看近距离信息的时间增长，引发近视。近视眼镜和 LASIK 激光手术则是用来撤销这种改造的技术。今时今日，信息的增长速度很可能已经逼近了眼睛这一器官的极限（老实说，Daring Fireball 的作者 John Gruber 最近罹患视网膜脱落，我总觉得是一个象征。热爱 Monaco 10 号字的程序员们不准备改改吗？）。所谓「东西太多看不过来了」指的不仅仅是脑力不逮，眼睛的疲劳很可能是更切实的问题——如果输入设备效率降低，CPU 再快也于事无补。即将无法满足当代社会信息摄入量的人体器官，难道不是「过期」了吗？

我相信收到这封通讯的各位多少都能体会到这种人体过期的感觉。想看的书和网站太多，想听的音乐太多，想玩的 app 和游戏太多，甚至想吃的东西太多。不够用的已经不仅仅是时间，还有你的身体容量与极限。由 Marshall Mcluhan 倡导、被 Stelarc 实践的身体改造或许对于普通人来说过于极端，但不要忘记微观的身体改造早就渗入了主流社会的各个角落。耳环、穿刺、整形手术都是大家熟悉的例子。另一方面，从内到外的身体改造——特殊饮食——在近年也蔚然成风。我本人在实验纯 Soylent 饮食两天后为大家推荐 Stelarc 与《Escape Velocity》，也算是一种 serendipity。（这件事之后的节目里细说。）而就在刚刚打下这个单词的瞬间，北京的朋友在微信群里发来了「晚饭约吗」四字。正如我在上周五的通讯中所说，如果一切物体都能被互联网化，都能被检索、定位、随时访问，身在加拿大的 Rio 没理由不能随时使用四川家中的咖啡杯。我期待着技术发展到能让远程约饭成为现实的那一天，届时我们对于佛教所说的「身土不二」将会有新的诠释。

Escape Velocity: Cyberculture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Mark Dery, Grove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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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的收入构成比例分别为：美洲 36.7%，欧洲 21%，大中华区 29%，日本 6%，其他亚太地区 7.3%。

本季度大中华区贡献了 168 亿美元的收入，再创历史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 71%。春节对大中华区的销售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Apple Watch 由于和 iPod, Apple TV, Beats 耳机以及其他苹果外设并为一类统计，无法得知具体的销量。

iPhone 产品线和 Mac 产品线的平均售价均有小幅下降。iPad 产品线的平均售价相对稳定。

目前为止的各期不鸟万书评写到的书目如下：

酷而不炫（2015.03.20）
The Dot-com City: Silicon Valley Urbanism, by Alexandra Lange, Strelka Press 2012

We can have nice things (2015.03.27)
Becoming Steve Jobs, Brent Schlender & Rick Tetzeli, Crown Business, 2015

我们都不懂社交网络 (2015.04.03)
It's Complicated: the Social Lives of Networked Teens, danah boy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物联网和共产主义（2015.04.10）
The Epic Struggle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Bruce Sterling, Strelka Press, 2014

过期的人体（2015.04.16）
Escape Velocity: Cyberculture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Mark Dery, Grove Press, 1997

人是机器世界的性器官（2015.04.24）
Escape Velocity: Cyberculture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Mark Dery, Grove Press, 1997

音乐家很早就不再重新发明轮子并把轮子封装起来了（2015.05.01）
Any Sound You Can Imagine: Making Music / Consuming Technology, Paul Théberge,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艺术游戏与游戏的美学（2015.05.09）
Works of Game: On the Aesthetics of Games and Art, John Sharp, The MIT Press, 2015

在修 bug 中度过余生（2015.05.15）
Mindstorms: Children, Computers, And Powerful Ideas, Seymour Papert, Basic Books, 2nd edition (1993)

谁是本雅明的接班人？（2015.05.22）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 and Other Writings on Media, Walter Benjamin, Belknap Press, 2008

无睡眠人生（2015.05.29）
24/7: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 Jonathan Crary, Verso; 1st edition, 2013

写作的未来（2015.06.05）
MFA vs NYC: The Two Cultures of American Fiction, Chad Harbach (Editor), n+1, 2014

新工具还是新内容？（2015.06.19）
Creativity Inc.: Overcoming the Unseen Forces That Stand in the Way of True Inspiration, Ed Catmull, Random House, 2014

技术就是政治（2015.06.26）
To Our Friends, The Invisible Committee, semiotext(e), 2015

Understanding Apple Music the Hard Way（2015.07.03）
How Music Got Free: The End of an Industry,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nd the Patient Zero of Piracy, Stephen Witt, Viking, 2015

万维网的守护者（2015.07.10）
Glut: Mastering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Ages, Alex Wright, Joseph Henry Press, 2007

粗糙男人的终结（2015.07.17）
The End of Men and the Rise of Women, Hanna Rosin, Riverhead Hardcover, 2012

历史是实用主义的解毒剂（2015.07.24）
Fearless Genius, Doug Menuez, Atria Books, 2014

昆乱不挡（2015.07.31）
Words Onscreen: The Fate of Reading in a Digital World, Naomi S. Bar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超越用户体验（2015.08.7）
Where I'm Reading From: The Changing World of Books, Tim Parks, New York Review Books, 2015

别怕错（2015.08.15）
Four Arguments for the Elimination of Television, Jerry Mander, Perennial, 1978

本周二，在《Becoming Steve Jobs》尚未发货时，我在 Twitter 上说：「真正需要的是一本决定性的关于乔布斯不在苹果的那十二年的书。那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最好是 NeXT 员工来个口述史什么的。」

《Becoming Steve Jobs》就是那本书。

我常常在心里把乔布斯和加拿大钢琴家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相互比较。两个人都性格乖张，特立独行。对于规则、范式、既定看法都不屑一顾，并彻底翻新了世人对某些事物的理解。虽然主要身份是个钢琴家，但古尔德也对新技术极其敏感。同时，他们都少年得志，也都被病痛困扰，并英年早逝——乔布斯活了五十六岁，古尔德只活了五十岁，他死的那年，第一台 Mac 还正在研发当中。

没有什么比怪才更能引起世人的兴趣。在这一点上，乔布斯可以说比古尔德幸运得多。怪才难写，而且大部分读者只关心他们怪癖的一面。说起古尔德，就只想到他在夏天穿冬天的衣服，随身带大量药片，弹琴时随口哼唱；说起乔布斯，就是喜怒无常，狂妄自大，恨不得把一切不如己愿的东西都称作垃圾的终身中二病患者。世界踏入廿一世纪以来，人们对科技的兴趣远远超过古典音乐。加上乔布斯留下的遗产——苹果公司——一路势如破竹，人们对他的故事似乎有无穷无尽的胃口。在今天，如果古尔德被世界误解了，不会有太多人在乎。要是乔布斯被误解了，试图翻案的人会排成长队。

这就是《Becoming Steve Jobs》的作者 Brent Schlender 和 Rick Tetzeli 为自己赋予的使命。虽是两人联合署名，但全书是以 Schlender 的第一人称口吻叙述。此人从 1986 年开始一路追访了乔布斯二十五年，为美国《财富》杂志写过五次关于乔布斯的封面故事。按照另外一位老牌科技记者 Steven Levy 的的说法，Schlender「是乔布斯在几十年里所信任的极少数记者之一」，而这个小圈子里的核心人物很可能只有三位：Schlender, 《纽约时报》的 John Markoff，以及 Levy 本人。

这份资历并非 Schlender 撰写本书的唯一原因。他比乔布斯大一岁，和后者同年从高中毕业。两人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都经历了风起云涌的美国 1960 年代。「毫无疑问，我和乔布斯共同接受了反战运动 / 爱与和平的洗礼，」Schlender 写到。「我们都热爱音乐，对科技玩物充满热情，愿意尝试异想天开的想法和经验。」

共同的文化背景是两人情感纽带的基础，那也正是刻下最有名的一本乔布斯传记的作者 Walter Isaacson 不具备的。和曾在世界各地奔波，当过战地记者，采访过李嘉诚、比尔·盖茨和诸多美国商业大亨的 Schlender 相比，毕业于哈佛和牛津的 Isaacson 更像是一位企业管理者（他确实担任过 CNN 的 CEO，目前是 Aspen Institute 的 CEO）。留着灰白短发，经常以西装领带示人的 Isaacson 在气质上怎么看都和电脑文化无缘，而 Schlender 大学期间曾在大型主机上开发过游戏，设计过数据库，在 IBM PC 推出的第一天就买了一台并安装了 CP/M 操作系统。《IT 公论》的联合主播 Rio 曾经抱怨说从技术人的角度看，Isaacson 的乔布斯传记相当沉闷。《Becoming Steve Jobs》却是一名修读英文专业的 geek 写的书。

乔布斯死后，随着关于他的虚构和非虚构作品日益增多，部分挚友与同事开始对各种作家和导演投射出来的乔布斯形象感到不满。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第一个试图翻案的是 Pixar 总裁 Ed Catmull。在他去年的畅销书《Creativity Inc.》的后记「我们认识的乔布斯」里，Catmull 深沉动人地描述了乔布斯公众形象中与真实不符之处，尤其是家庭和 Pixar 对他的影响。「（在其生涯的中后期）他变得更加公允，更加睿智。他对合作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与 Laurene 的婚姻，以及他和自己深爱的孩子们的关系。与此同时，他也变成了一个更加和善、更了解自己的领导者。我认为 Pixar 在这方面影响了他。」

怪才被误解是天经地义，但我并不觉得真的有必要去大力翻案。所谓误解，往往是指某些正常的维度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不是说被突出的部分是无中生有。乔布斯的冲动与狂气都是事实，即便到了他事业成熟的廿一世纪，他性格中的缺陷仍然存在。对于这种复杂的人物，根本不可能存在「看这本就够了」的决定版传记。只有通过对各种官方与非官方文本的反复比对，才有可能接近人物的真面目。

《Becoming Steve Jobs》是比 Isaacson 的《史蒂夫·乔布斯传》更加恳切与热诚的一份文本。如我在本文开头的 tweet 中所说，从 1985 年被苹果董事会驱逐，到 1997 年借苹果收购 NeXT 的机会重返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乔布斯这十二年的人生，是我们理解他在廿一世纪的辉煌的关键。Schlender 并没有试图粉饰那十二年——谁也不可能做到。那是乔布斯人生的低谷。他怀着被驱逐之后的怨忿与复仇心态成立了 NeXT，并很快把自己搞得众叛亲离，把公司搞得支离破碎。Schlender 对这段历史毫不留情。乔布斯请设计大师 Paul Rand 为 NeXT 设计图标的事一度是「重视设计」和「有品味」的美谈，但在 Schlender 的笔下，这个价值十万美元的图标就和 NeXTcube 电脑那镁制方形黑色机身一样，是胡乱花钱、不切实际的罪证。

NeXT 无疑是超越时代的产品，我们今天使用的 Mac 和 iOS 设备中的代码仍旧可以追溯到 NeXT 开发的操作系统当中。人们通常会说 NeXT 的失败是乔布斯经营不善与「过度创新」的产物，但这背后或许还有更加根本性的原因，那就是乔布斯更爱、也更擅长做面向消费者的产品。

在 NeXT 被苹果收购之后，乔布斯对于是否要重回苹果担任 CEO 这件事经历了一番纠结。1996 年底的某个周六晚上，他把 Schlender 请到家中讨论他即将在 Macworld 大会发表的主题演讲。两人谈到了当时的苹果 CEO Gil Amelio:

很难想象说出这番话的乔布斯会去做 NeXTcube 那种专门面向学术和高等教育机构的电脑。或许 1986 年电脑的售价以及它在普通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都不足以让它成为大众消费品，或许 1986 年的乔布斯只想通过设计全球最先进的电脑来证明只有他能搞出领先业界数年的计算设备。无论如何，如果今天人们心目中的乔布斯是只穿牛仔裤和 New Balance 球鞋，把高端技术民主化，从而改变普通民众生活的革命者的话，NeXT 时代的乔布斯离这样的形象实在不能再远。

NeXTcube 发布会的细节体现了这一点。从很多角度看，那场发布会得到的热烈反响都和 2007 年第一代 iPhone 发布会类似，唯一的（重大）区别是 NeXTcube 的成品完全没能满足人们被吊起的期待。当晚的乔布斯穿的是一身深色意大利西服和白衬衫，打着网纹领带。在发布会的最后，乔布斯让 NeXTcube 用软件天才 Avie Tevanian（日后 Mac OS X 的主要开发者）写的音乐合成软件奏起了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音乐，随后更请出了旧金山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 Daniel Kobialka 与 NeXTcube 合奏了巴赫的《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选段。

这和我们如今熟悉的「乔布斯发布会」是多么不同！还记得第一代 iPhone 发布会的压轴音乐嘉宾是谁吗？流行摇滚歌手 John Mayer。单单从音乐和服饰的选择上，就能看出两个时代的乔布斯的思维差异。他始终还是更擅长卖产品给活人。

做消费者产品、把产品卖给活人而非企业有什么好处？《Becoming Steve Jobs》中记录了 Jonathan Ive 谈及 iPhone 大卖之后的苹果时说的一段话：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是苹果给予我们的最大激励。人们太容易把「品质」和「小众」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几乎大部分讲究品质的行为都会被市场导向的脑袋归类为小众或缝隙产品（niche product）。在 iPod 和 iPhone 以前的苹果无疑是这类思维最确凿的证据，但苹果随后的故事让哪怕再愤世嫉俗的人也不得不服气。说到底，我们毕竟还是喜欢 nice things。这是一个美丽的想法。

《Becoming Steve Jobs》是一本足料好书。但如果你只是想让自己确信乔布斯有温柔自省的另一面的话，我还是推荐你去读《Creativity Inc.》的后记。在那里还藏着一段感人肺腑的话，让我看到了乔布斯与大部分科技巨擘最不一样的特点。Catmull 在谈及 Pixar 对乔布斯的影响时说：

在我看来，《Becoming Steve Jobs》一书中描述的「成为乔布斯」的过程是可以学习的。那只是一个有性格缺陷的人在机缘的驱动下努力克服了性格缺陷的故事。但乔布斯对于文化——或者说「内容」——的价值的深刻体认，是他的 DNA 的一部分，那才是他有别于其他科技领袖的内核特点。和真正的技术主义信徒一样，他明白技术对世界的驱动作用；和真正的艺术家一样，他明白技术永远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Becoming Steve Jobs, Brent Schlender & Rick Tetzeli, Crown Business, 2015

比如提到 J.J. Abrams 的這段：

機器之心譯本：

其實這段的意思是這樣的：

以手遮面。看不到這種問題有改善的可能。

各地区的收入构成比例分别为：美洲 41.0%，欧洲 23.1%，大中华区 21.6%，日本 7.3%，其他亚太地区 7.0%。从本季度起，苹果不再单列苹果零售店的销售数据，而是并入各地区分别统计。苹果也按照新的销售额分配方式重新计算并给出了从 2012 年起的数字。以下图表数据均使用新的计算方式。

本季度大中华区贡献了 161 亿美元的收入，较去年同期爆发性增长 69%。毫无疑问，iPhone 6／6+ 本季度在中国大陆正式发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本季度起，苹果不再单列 iPod 产品线销售数据，而将其与 Apple TV、Beats 耳机、以及其他苹果外设并类统计。并类后的总销售收入占比仅为几个百分点，不在本报告关注范围内。

iPhone 产品线和 Mac 产品线的平均售价都有显著提高。几个影响因素：

iPad 产品线的平均售价小幅下降，侧面印证了消费者对最新款／大容量的 iPad 并不热衷。

（本文原载电影杂志《虹膜》第 32 期，经授权，刊发一个月后在 Apple4us.com 重印。）

著名策展人汉斯·乌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曾经做过一个名叫 AUP 的项目：Agency of Unrealized Projects，专门收集艺术家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做成的作品，并予以展出。奥布里斯特认为建筑师没建成的项目经常到处展览，但艺术家的「烂尾作」则很难再见天日。作品烂尾的原因各不相同。做到一半没钱了是常见的一种，建筑固然如是，艺术有时也不例外。如今大家都有执行力崇拜，惯于礼赞那些为了把东西「做出来」而选择妥协的创作者，但艺术界的坟场里总是会有一些珍宝在默默地对抗效用至上主义。

你或许知道大卫·林奇（David Lynch）的《沙丘》（Dune），但这部改编自法兰克·赫伯特同名科幻小说的电影最初并不是林奇的构思。假若《沙丘》按照原计划拍摄，它将是一部由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导演奥森·威尔斯、摇滚明星米克·贾格尔、演员大卫·卡拉丁主演，前卫摇滚乐团 Pink Floyd 和 Magma 配乐，《异形》设计者 H.R·盖格（H.R. Giger）和法国漫画大师 Mœbius 负责布景的全明星大作。而将这各路神仙聚到一起的，就是本文开头引文的主人、法籍智利导演阿列杨多·乔多洛夫斯基（Alejandro Jodorowsky）。

如果没有导演法兰克·帕维奇（Frank Pavich）在 2013 年拍出《乔多洛夫斯基的〈沙丘〉》（Jodorowsky's Dune）这部纪录片，我们对乔多洛夫斯基的印象还停留在 1970 年的《鼹鼠》（El Topo）和 1973 年的《圣山》（The Holy Mountain）上。对异色电影有兴趣的人哪怕没有看过这两部片子，多少也听说过它们的传奇。《鼹鼠》在纽约作为午夜场影片放映时引起了约翰·列侬的兴趣，列侬说服了披头士的苹果唱片公司总裁艾伦·克莱因（Allen Klein）在美国正式发行此片，并投资乔多洛夫斯基一百万美元，拍出了名作《圣山》。紧接着，克莱因要求乔多洛夫斯基把虐恋经典《O 的故事》拍成电影，彼时信奉女性主义的乔多洛夫斯基不从，为了躲避拍片甚至逃出美国。克莱因一怒之下便将《鼹鼠》与《圣山》冷藏了三十年之久。

《鼹鼠》与《圣山》（尤其后者）是典型的美国 1960、70 年代迷幻文化的产物，充满了各种离经叛道的超现实影像和粗糙有力的质感。和很多异色电影一样，它们并不是智性，而是身体性的。那是一个不服食 LSD 都不好意思跟人说自己是艺术家的年代，而 LSD 文化的存在恰恰就是基于「人脑不够用了」的假设。《圣山》的天马行空令人惊叹，但今天回头看，那更像是时代的产物。《乔多洛夫斯基的〈沙丘〉》让我们明白他的野心不止如此，假如当年《沙丘》能够拍成，《鼹鼠》和《圣山》在今天的地位就会是艺术家全盛之作出现前的实验作品。

乔多洛夫斯基毫无疑问是以一种宗教式的狂热在筹备《沙丘》。他可以对只顾吃汉堡的 Pink Floyd 成员破口大骂，指责对方有眼无珠，看不出自己正把「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电影配乐」的机会双手奉上；可以为了说服达利参演，追着这位怪癖的超现实主义大师跑了三个国家。和史蒂夫·乔布斯一样，他也有自己的「现实扭曲力场」。和乔布斯不同的是，《沙丘》这部想像中的全盛之作最终烂尾了。

假如你是好莱坞电影公司高层，当一个上部电影预算仅一百万美元的智利导演向你提出要拍一部 14 小时的科幻片时，你敢不敢拍板投资？1970 年代的好莱坞没有人敢。

我是在今年三月于纽约的老牌艺术影院 Film Forum 看到《乔多洛夫斯基的〈沙丘〉》的。纪录片的内容主要是八十高龄的乔氏以及《沙丘》主创人员访谈，辅以当年筹备过程中的大量画稿和素材。乔多洛夫斯基浓重的口音让导演帕维奇不得不为影片配上字幕，但这口音恰恰与乔多洛夫斯基毫无保留的热切表达方式相得益彰。在讲述他的早期作品《凡多与丽丝》（Fando y Lis）当年在墨西哥被审查的经历时，他说：

像这一类的以及本文开头那样的言论贯穿全片，让观众笑足全场。不论你之前就是乔多洛夫斯基的影迷，还是仅仅在看片前 Google 了一下，恐怕都不会料到整个观影过程会如此欢乐。再怎么说，这也是一个会通过借位让人从女演员的阴部把一只只猪猡拉出来的导演（《凡多与丽丝》）。血腥、暴力、色情、亵渎、恶搞都在意料之中。

《沙丘》则并非如此。虽然影片没有拍成，但从《乔多洛夫斯基的〈沙丘〉》里我们已经明显感觉到乔多洛夫斯基的变化。他毫无疑问仍然是个控制狂，但已经学会了放权与信任。如果你拥有足够的现实扭曲力场将达利、奥森·威尔斯、米克·贾格尔、Pink Floyd、Magma、盖格和 Mœbius 这批人聚在一起，就必须学会让他们拥有足够的自由。筹备《沙丘》时的乔多洛夫斯基管理这些大师就像 1970 年代的迈尔斯·戴维斯对待自己乐团中的各路爵士高手。正如基思·杰瑞特（Keith Jarrett）、约翰·麦劳夫林（John McLaughlin）和奇可·科立亚（Chick Corea）等人日后都自立门户一样，《沙丘》团队解散后，其主创人员与素材也在各处开花结果。

这是该纪录片试图传递的核心信息。在帕维奇的镜头下，乔多洛夫斯基的《沙丘》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烂尾电影」。他在片中对比了 Mœbius 当年为《沙丘》准备的画稿和盖格的布景设计与日后的多部经典巨作——《星球大战》、《异形》、《夺宝奇兵》、直到前两年的《普罗米修斯》——的相似之处。在帕维奇和乔多洛夫斯基看来，《沙丘》虽然胎死腹中，但其精神已经散布至影坛各处。（用乔多洛夫斯基的话说就是「好莱坞在用我的团队！」）而如果《沙丘》在 1970 年代被乔多洛夫斯基拍出来了又如何？在帕维奇镜头下的受访者看来，或许定义 1970 年代末科幻流行文化的就是它而不是《星球大战》，甚至随后的影史也不会是现在的模样。

历史没有假设。无论我们想像中的乔多洛夫斯基版《沙丘》有多了不起，在真实的历史里他就是一个被《鼹鼠》与《圣山》定义的「异色导演」。嘲笑好莱坞的商业保守主义确实很有快感，但很难说现在的状况真的就那么糟糕。虽然《沙丘》没有拍成（乔多洛夫斯基表示自己相当讨厌大卫·林奇的版本），但乔多洛夫斯基和 Mœbius 把筹备过程中的想法和概念做成了精彩异常的漫画《The Incal》。对于不愿意受任何限制的人来说，或许漫画是比电影更加合适的媒介。

身为迷幻年代遗民的乔多洛夫斯基，在今天很可能被视为神棍式的疯子。他对炼金术、塔罗牌、禅宗和萨满教都有兴趣。写过书，出过黑胶唱片，搞过戏剧，玩过行为艺术，拍过电影，做过漫画，是货真价实的「跨学科」艺术家。这种智识上的滥情必须放在 1960、70 年代美国的时代背景下来看。如果我们把美国 1960 年代的反文化运动视为一次火山爆发，那么其喷发出来的岩浆和碎石是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缓慢地向全球滚动的。自 1960 年代开始，美国的音乐家前往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取经。《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出现，无差别地对待艺术、技术与科学。随后我们经历了个人电脑革命，互联网革命，全球化以及各种旧秩序的彻底解体。在乔多洛夫斯基的年代，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吸收知识是一种扩张大脑的手段。而在斯图亚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喊出「access to tools」的口号过后四十多年，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工具泛滥的社会。与工具泛滥结伴而来的，是工具理性重新夺回了对社会的统治权。对于乔多洛夫斯基而言，没有什么比用人类自身的精神力量超越一切技法与界别更加重要。正如他对著名电影特效师道格拉斯·特朗布尔（Douglas Trumbull）的评价：「他是一个技术高手，但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精神性的人。」这可能是乔多洛夫斯基在今天能够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網上一直有很多關於簡體 vs. 繁體的討論。常有人諷刺那些只用拼音打繁體的人，他們認爲這些人大都不會寫繁體字。要不是有拼音輸入法，他們根本沒有機會用繁體字在網上裝腔作勢，「秀優越感」。

這當然是一種有效的看法。不過我不禁要想，這些人真的喜歡技術嗎？能用拼音輸入法學繁體字恰恰是技術帶來的便利之一。今天在知乎上的一個相關問題裏我寫到：

這篇帖子的重點不在於簡體繁體，而在於技術是用來幹什麼的。或者說，技術和人，哪個大？要真去做問卷調查，我認爲真心相信技術比人重要的人會是極少數。但在相信人比技術重要的技術愛好者裏，有很多其實也並沒有理解技術的人文價值是什麼，甚至根本就抗拒一切和「人文」有關的東西。

如今很多人都聽過 Stewart Brand 和 Kevin Kelly 的大名。我想說，這兩位如果活躍在今天的中國，鐵定會被打上「民科」的標籤。Brand 雖然當兵以前在斯坦福大學讀過生物，但退伍後去舊金山讀了設計和攝影，更重要的是他的工作完全不屬於學術和業界系統。Kelly 更是只在羅德島大學讀過一年。但 Brand 可以談控制論，Kelly 可以寫《失控》。重要的不在於《失控》寫得怎樣，或是《Whole Earth Catalog》裏的內容到底「牛不牛」。重要的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去探索任何領域的知識，不會被狹隘的 professionalism 嚇住。

這也是爲什麼 Tweetie、Letterpress 的開發者 Loren Brichter 的這篇訪談令我感動。他說：

很多人說戀愛要講究方法，用錯誤的方式去愛一個人只會適得其反。在我看來，那些津津樂道於工具的複雜性不能自拔的人，就是不懂得應該怎樣去愛技術的人。

你或许听说播客复兴了，但事实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没法轻松地定义播客。

在科技概念上通常很值得信赖的维基百科为播客给出的定义相当诡异：「一种包含音频、数字电台、PDF 或 ePub 文件的数字媒介，以集为单位、以下载或流媒体的方式顺次播放。」我想不出任何一个包含 PDF 或 ePub 的播客，除此之外，这个定义没有事实错误，也相当没有帮助。

当我要向不了解播客为何物的朋友解释这个概念时，通常只会简单地说它是「网络电台」。我依然相信这是一种最好的理解方式，因为将注意力过分集中在容器而非内容上无异于对内容的谋杀。假如你真的对播客感兴趣，我宁愿推荐具体的某一档甚至某一期节目。单纯讨论播客这种形式就好比讨论「电影是什么」——不是不行，但并非在闲聊或杂志专栏文章中能解决的问题。不过若硬要说播客只是改在互联网上播出的电台，则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做作。和当年的博客以及大部分新媒体一样，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它们的品质有多差。

什么？你从来没觉得博客的品质差？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播客一直没能火起来。大部分人对烂文字的忍受力高于烂音频。一篇博客或论坛帖子里的错别字「无伤大雅」，但播客要是音质低劣、各嘉宾说话音量不一，我们的耐心会被迅速消耗。这里有时间投入的问题。文字扫一眼可知大概，五分钟的音频就必须要听足五分钟才知道四分三十三秒时的内容是什么。文字内容的编辑和设计师要悉心选择字体与版式，以保证文章的易读性，音频内容的制作者则更加需要保证任何一秒的「易听性」。

这恰恰就是播客制作者的软肋。错别字可以改，版式可以调，两件事都没有硬性成本。而任何专业音频工作者都会告诉你录音工程是一分钱一分货。这不仅仅是买几个高级话筒那么简单。录音场所的声学特性往往对音质会有更大的影响。大部分播客制作者负担不起专门的录音室，而如果他恰恰住在临街的房子，家里有各种异响，或是小孩刚刚出生，十有八九只能在相当恶劣的环境里录音。

内容又如何？同样和博客一样，大部分播客的内容似乎仅仅是为了三五知己制作的——还有很多你甚至会觉得并不「为」任何人制作，只是朋友聊天的一种记录。不过经历了各种新媒体洗礼的人们已经学乖了。他们知道新的媒介形态出现时品质一定比旧的低劣，但一定也有某些东西让人欲罢不能。同时，小朋友们学得很快，在你没有反应过来之前，你就和身边的人一起默默地忽略了低劣的那部分。在互联网领域，人们管这个叫「破坏式创新」。

如果说播客的「播」字代表着一对多的沟通方式，那么它的原文 podcast 里的 pod 所代表的那个产品（iPod）在今天基本已经销声匿迹。讽刺的是，iPod 被智能手机变得鸡肋这件事很可能对播客的复兴产生了促进作用。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把任何音频传到 iPod（除了 iPod touch）上都需要用 USB 线将 iPod 和电脑相连，在今天看来，这简直像固定电话一样让人无法忍受。Wi-Fi 和 3G/4G 网络的普及，加上智能手机在大约 2010 年左右开始渐渐不再需要 USB 线来完成任何操作，终于令听播客的体验赶上了听收音机。

比较尴尬的是，收音机在各种旧媒体里属于相当弱势的一种。电台的黄金时代在几十年前已经终结，视觉文化的强势让大部分人很难习惯仅通过听觉来接受信息与情感。无论我们再怎么认为电视剧浪费时间，坐在屏幕前看电视（不干别的）也是一件被社会规范认可的事。如果你吃完晚饭坐在沙发上听播客（不干别的），大概会深深觉得自己是一个廿一世纪废人。

智能设备的彻底无线化解决了这个问题。生活中的各种「缝隙时间」开始被强大的计算设备填充。等车、排队、乘车、开车、洗碗……在很多场景下，用视觉接收信息都不是一件舒服的事。相信很多人在刚开始用智能手机时都体会过在出租车上读网页或是长时间（例如半小时）玩游戏带来的晕眩与眼部疲劳。就像当年头一次玩第一人称视角的 3D 游戏一样，我们的肉体很快自动做出了调整，适应了这种新的信息消费方式。但适应不等于合适。开车不应该发短信，总是低头看手机容易造成颈椎不适，而播客却是一个对姿势和场景要求不高的媒介。只要周围环境没有嘈杂到听不见耳机里的声音，你就可以听播客（同时还可以干别的）。

美国近年的播客风潮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是由像 NPR 这样的传统电台制作的节目，二是各个独立播客，以科技为主要话题，旁及其它。对于前者而言，播客只是它众多播出平台中的一个。常年处在各类播客排行榜前列的《This American Life》就是芝加哥 WBEZ 电台的节目，在美国和全球许多国家的公共广播频道都有播出。独立播客则通常不会在互联网以外的管道分发。换句话说，就算你不知道播客为何物，还是有很多机会听到《This American Life》，但恐怕不会知道《The Talk Show》或《Accidental Tech Podcast》是什么东西。

这里涉及一个「怎么听」的问题。订阅和收听一个播客基本和通过（已故的 RSS 阅读器）Google Reader 订阅和阅读某个博客是一回事，唯一的问题在于目前还没有一个像 Google Reader 那样一统天下的播客客户端软件。这意味着播客基本成了极客专属的节目——如果你不是那种整天研究 app 的用户体验的人，恐怕根本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找自己有可能感兴趣的播客。曾几何时，RSS 订阅和如今的播客订阅有着类似的命运：想要尝试但不得其门而入的人每天都在增加。2005 年 Google Reader 的出现终结了这个局面。它在产品上完全避开了「RSS」这个令人生畏的术语，并用类似 Gmail 的介面很快教会了大家「订阅网站」是怎么一回事。虽然 Google Reader 已于去年寿终正寝，但订阅某个信息源并在一条「时间线」上按反时间顺序阅读这种行为模式，则在 Twitter、Facebook、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众多互联网产品中延续了下来。

播客的情况比较特别。苹果自己一直有在各个平台提供播客软件。Mac 和 Windows 上的 iTunes 不但可以订阅播客，它本身就是如今全球最大的播客索引。iOS 上一直有免费的名叫……呃……「播客」的软件，苹果甚至将其预装进了 iOS 8。但软件的易得并没有直接让播客节目获得主流地位，这一来可能跟听觉与视觉相比的相对弱势有关，二来也是因为直到 2013 年，才逐渐出现了足够多的好节目。最近几个月主流媒体对于播客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和《Serial》和《StartUp》等几个播客的热度骤然升高有关。

我不知道播客让一部分人欲罢不能的原因主要是在于填充了缝隙时间、保护了他们的视力和颈椎，还是因为语音媒介为想像力留出了适度的空间——不像纯文字那么抽象和开放，又不像影像那么确凿。答案很可能是无趣的「两者皆是」。人类在被电脑残害了三十多年健康之后，需要开始重新思考计算设备与肉体的关系。近年的健身风潮以及可穿戴设备的出现都指向了这个方向。而可控制的想像力从来都是最强的催情剂。

很难说有多少人看了《New York》或《The Verge》等媒体关于「播客复兴」的报道后会去听《Serial》或《StartUp》。在很多人看来，播客或许永远不会对所有人产生吸引力。有时你去听一个人的播客是因为你已经成为了他的读者，播客让你得以一窥「下蛋的母鸡」长什么样。以声音为唯一媒介的创作者，就像那些栋笃笑或是广播剧唱片一样，总是只能被放在唱片店里不大起眼的位置。但与此同时，声音也是一种粘性极强的媒介。有多少人受了某位主播声音的魅惑，在不知不觉的长期聆听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和节目以及主播形成了强力的情感纽带。这种对于不可量化的模糊价值的珍视，是互联网逐渐变得精深微妙之后的必然结果。

此外还有一个设计词典专栏。

在那個問題下面有個答案說：

……墙的存在是给人们设置一个坎，你真想出去，是很容易的。

這是挺有代表性的觀點：能翻的人擋不住，不能翻的人不翻也罷。

網絡審查對所有人都有非常深刻的影響。包括有充分技術能力繞開它、受過良好教育、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

獲得一樣東西的難易程度會影響你對它的價值判斷。通常我們會說「努力爭取過纔會珍惜」，但努力也會讓你失去平常心。和自學成材的人一樣，努力突破網絡審查的人，可能會因爲自己的這種抗爭行爲產生非常良好的自我感覺（自學是在抵抗「學校」對知識的審查），忘記了突破審查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網站 fanqianghou.com 就反映了這樣一種心態；如果你不知道翻牆後應該看什麼，爲什麼要翻牆？

長期處在這樣的抗爭狀態很容易造成精神疲憊（mental fatigue），其結果要麼就是犬儒，要麼就是偏執。久而久之，你原本具備的獨立思考能力也會被侵蝕。因爲所謂獨立思考，並不是指獨立於他人的影響——那是不可能的，而是指不帶分別心地去觀察事物的本來面目。假如你因爲某音樂家較爲冷門、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就追捧，或是因爲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太過主流就鄙視，那就是着了分別心的道。審查制度就是這樣一種讓我們喪失本心的利器。

今日朋友轉發 relgitsjg（史兄）的美文《澳牛的黃昏》，經歷了以下幾步：

26528 x 640。一千六百九十七萬七千九百二十顆像素，只是用來顯示一篇五千字的文章。這一定有問題。

（毫無疑問，微信就是中國最大的的 walled garden，不過那是另一個話題。）

長微博是文字的囚牢。用長微博分享的文章，你無法選中其中某段文字並拷貝，也無法輕鬆地將它隨便發給任何一位朋友——如果對方本月的網絡流量已經用盡，過年回家又剛好沒有 Wi-Fi，發一張 4.4 MB 的圖片給她就相當於什麼都沒有發給她。

長微博無法搜索。從這個意義上說，長微博事實上是「Deep Web」的一部分。

Everpix 之死讓我們意識到，我們至今還沒有一套完善易用的管理照片的方法。而在拍照越來越隨意、照片越來越多、照片體積越來越大的今天，這個問題會不斷惡化。長微博只會添亂。我怎麼收藏這篇文章？放進手機相冊嗎？放進 Flickr 嗎？Dropbox？iPhoto？Lightroom？那不算殺雞用牛刀嗎？三個月後如何找回這篇文章？如何引用這篇文章？要手動錄入需要引用的片段嗎？

長微博也並不易讀。它 responsive 嗎？它能做到的 responsiveness，用純文本沒有什麼做不到的。更別提長微博往往是醜陋的。比如像這樣：

不綠色。不便傳播。不可搜索。不易管理。這是長微博的特色。如果你在乎自己寫的、或分享的東西，請不要再把它鎖在長微博裏了。

就像《澳牛的黃昏》，請到這裏閱讀吧。如果打不開的話，可以到這裏閱讀。

對於 iOS 開發者和設計師來說，這個列表非常有用。它分爲兩部分，上半部分列出了當今版本的 iOS (iOS 7) 所預裝的字體。這些字體都是可以在第三方軟件裡調用的，自不必說。

更關鍵的是第二部分，也就是文中「Additional Information」以下的部分。那些字體沒有被蘋果預裝到 iOS 裡，但，蘋果向第三方開發者提供了使用這些字體的方法。你可以提示用戶在裝了你的軟件之後，從蘋果的服務器上下載這些字體。

蘋果在頁面上只簡單地說這些字體可用，並沒有詳細解釋。根據我的推測、詢問與實踐，蘋果應該是支付了這些字體的授權金，且授權條款規定了第三方 iOS 開發者可以免費在自己的 app 裡使用它們。果真如此，可算是蘋果做的一件善事。

去看一下那份列表，就知道這意味着你可以免費且合法地在你的 iOS 軟件裡使用 Hiragino Sans GB（兩個字重）、方正蘭亭黑（簡繁各三個字重）、仿宋、宋體（簡繁各三個字重）、楷體、行楷、娃娃體、魏碑體等中文字體了。其中的宋體和楷體，就是在 iBooks 裡閱讀中文書時可以選擇性下載的那個宋體和楷體。

換句話說，設計師在使用中文時，不必再囿於 iOS 上那僅有的一款可憐的黑體字了。

蘋果在這個頁面說明了具體的使用方法。目前 iOS 上由 magasa 主編的《虹膜》電影雙週刊就是用的這種方法下載的宋體，大家可以安裝參考。

（利益申報：《虹膜》屬「字節誌」計畫的一部分，我是出版人。）

播客的目的不光是信息量和乾貨。花十秒掃一眼文字，得到的乾貨可能比聽十分鐘播客更多。播客是爲了讓大家看（聽）母雞。錢鍾書說的那個母雞。吃了雞蛋（文章）想看看母雞長什麼樣（聲音聽上去什麼樣）的母雞。

IT 公論有乾貨，但更有濕貨。濕潤是一種混亂、不乾淨、瘋狂、騷動、性感的狀態。有時也可能偏激而令人憤怒。但人類都是濕貨，只是濕潤程度不同。畢竟「濕件」（Wetware）是人人都有的。

另外，總有一些話是用嘴說比用鍵盤寫更合適的。

我們目前一週兩期，每期的時間在 20 分鐘左右。目前已經上線兩期，第一期談論的是剛剛發售不久的 iPad Air, 帶 Retina 屏幕的 iPad mini 以及 OS X Mavericks (10.9)，第二期談論的是「如何讓路由器變聰明」。

您可以在我們的網站直接收聽。iOS 用戶也可以用「Podcasts」這個 app 訂閱。我們推薦後一種方式，因爲可以把節目下載到本地，也可以在有新節目時收到推送通知。當然，兩種方式都是可以後臺播放的。

若暫時沒空聽，也可以在網站上先掃一眼每期要點。

聽播客的最佳場景：通勤、做家務。有的時候就讓眼睛休息一會吧。:)

這裏是我們的新浪微博、Twitter。微信賬號 itgonglun。

Sinclair 或許沒有「錯」，但他保守了。

一個長得像按鈕的按鈕是一種暗示，這暗示是一種輔助。在人類不熟悉便攜式觸屏設備的年代，這種輔助是必要的。但在 2013 年，我們可以重新考慮一下它的意義。

之前也有人提過，iOS 7 新設計的前提是假定人類已經熟悉了智能手機與平板的操作模式。他們知道該往左上角去找返回鍵，知道往左划動應該能出點什麼東西，更熟練的用家或許還會嘗試雙擊和長按。於是蘋果認爲不必再讓按鈕長得像按鈕了。

我們或許還需要再等一段時間才能判斷這種想法站不站得住腳，不過它背後其實有更深刻的理念：弱化介面和交互，突出內容。在理想的情況下，一個沒有任何可辨識的介面元素、但人人一上手就會用的軟件，代表着介面設計的最高境界。

蘋果愛用的口號「It just works」不但意味着優秀的用戶體驗，更意味着隱形的用戶體驗。好軟件不擋道。而擋道的不只有惡劣的用戶體驗，過分優秀的用戶體驗也可能擋道。把玩 Tweetbot 3 的各種動畫效果時，你會體會到這一點。而這也是我認爲 Loren Brichter 始終比 Tapbots 高一班的原因。

我可以理解爲什麼介面設計師們喜歡在文章中反覆強調信息架構、交互、和介面的重要——確實不斷有來自實體設計世界的設計師（平面設計師爲主）在產出視覺精美，但充滿怪異的交互「創新」的作品。但正如我們在閱讀紙書時不會花太多時間把玩與欣賞裝訂工藝的高超和紙張的優雅質感一樣，在面對移動軟件時，我們也應儘早放棄對「交互」和「介面」的過分迷戀。傳達信息、幫助用家更好地完成任務，才是軟件存在的意義。交互和介面只是達成這些目標的手段。

讓用戶驚豔不是優秀設計師的終極目標，而是土豪設計師的終極目標。當對「眼前一亮」的追求超越了一切時，我們不但在用易用性換取客戶與用戶轉瞬即逝的好感，也在破壞他們對於細膩、微妙、克制、有尊嚴的好設計的欣賞能力。

從 Mac OS X 10.8.2 開始，我的 MacBook Pro (2011 年初款) 就無法升級了。無論是升到 10.8.3, 4, 5，還是最新的 10.9 (Mavericks)，重啓後都會卡在灰屏，蘋果圖標變成一個「禁止入內」的圖標（圓圈中間有斜槓），然後就不動了。

試過安全模式啓動，重置 PRAM，都沒有用。最終發現是因爲我的 Intel 固態硬盤（SSD）的固件需要更新。

這塊 Intel X25-M 固態硬盤大約是三年前買的，從來沒聽說要更新固件，怎知這次就出了這麼個怪 bug。

更新方法如下：

一、去這裏下載 Intel 固態硬盤的固件升級程序 issdfut_2.0.6.iso，大約 30 MB。

二、在 Finder 裡右擊 issdfut_2.0.6.iso，選擇用 Disk Utility 打開，燒錄成光盤。

三、把光盤插入光驅，重啓電腦，聽到開機聲後按住 C 鍵從光驅啓動。若能正常啓動，則會自動進入 Intel 的固件更新程序，剩下的跟着屏幕指示做就好了。

Intel 的網頁說這張光盤支持 Mac 和 Linux，但我的 MacBook Pro 用它啓動不了。在這種情況下你必須找一台 Windows 電腦。

此外，把固態硬盤放進外置硬盤盒通過 USB 連到電腦上多數是不行的——固件更新程序會檢測不到硬盤。必須把硬盤放進機身內連 SATA 口。

上个月，《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出现了一场「修音风波」。由于该节目除最后一场比赛外均非现场直播，不少网友质疑歌手的演唱被节目方在播出前用软件「美化」过。其中让他们不能接受的是为唱歌走音的歌手修正音准。八月初，用户名为「卢印」的网友在社交问答网站知乎上用两千字回答了「如何判断一首歌是否有修音？」的问题，从技术角度说明，修复音准和节奏不但完全可能，甚至是业内常态。

「像修音高这种简单的技术早就是录音行业公开的秘密了，但是几乎没有人出来科普过，估计是为了饭碗和收视率吧，只要有人继续被骗，修音高就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卢印说。

当然，在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每天都在被骗。在社交网络上看小姑娘用美图秀秀修过的照片是被骗，在街头看美女模特为拍洗发水广告准备的一头秀发也是被骗。但骗和骗是不平等的。如今人们对于「时尚杂志上的照片一定会被修图」早已坦然接受，但听觉领域的修音，仍然普遍被视为某种道德原罪加以挞伐。

世界上最早的录音诞生于十九世纪末，自那以后，人们对音乐的认知被缓慢地改变着。二十世纪初的音乐家们对录音技术的态度两极分化。有像歌王卡鲁索（Enrico Caruso）这种录了近三百张唱片的，也有像钢琴大师施纳贝尔（Artur Schnabel）那样认为录音是对音乐的亵渎的。据闻施纳贝尔当年终于被劝服录制了全套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之后，坚持要求每一个买唱片的人留下地址和电话。我想他当然不是为了像今天的互联网创业家一样收集用户反馈，而是要把这些带走了他音乐灵魂的人类一一记录在案。

这种顽固态度在今天看来荒诞得可笑。但本质上，认为修音=作假的人背后的思维和施氏有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音乐演奏存在一个唯一的「真实」，而且这种真实必须是纯肉体性的，电声技术只会破坏它。

终身未娶的加拿大钢琴家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是另一个极端。他自称「最后的清教徒」，有一副脆弱的肉体，总要随身带各种药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病痛。和施纳贝尔相反，他只有坐到录音室里才舒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和麦克风偷情」。1964 年 4 月 10 日，古尔德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了人生最后一场现场音乐会，从此遁入录音室，与麦克风长相厮守。1966 年，他在《高保真》（High Fidelity）杂志上发表题为《录音的前景》（The Prospects of Recording）的文章，向大家宣告自己对录音室的真爱。他预言，现场演出有朝一日将会消失，所有音乐家将会专注于在录音室里工作，而在舒服的卧室里听唱片则是欣赏音乐的最理想形式。（当然，他没有猜到 Walkman 和 iPod。）

这个预言部分成为了现实。现场演出远远没有消失。相反，由于唱片和数字音乐销量不如从前，现场成了音乐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至少根据我有限的观察，参加现场音乐会的仪式意义超越了音乐本身，对于以手机和 iPod 为听音乐主要工具的一代，大部分的音乐欣赏活动的确是在卧室里或马路上通过录音制品进行的。

在古尔德看来，唱片和电影一样。两小时的电影，并不是花两小时一镜拍完的。如果人们能接受电影剪辑术，能接受「荧幕上的一切都是假的」，为什么要去向音乐唱片索求一种站不住脚的真实？

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头提到的《中国好声音》事件的关键点：该节目大部分比赛是录播，而非现场直播。换言之，它跟电影、唱片一样，是对用媒介记录下的某一段时间的回放。我们必须在这个前提下讨论修音问题。

修音问题包含两个层面：道德与美学。前者问的是音乐家有没有说谎，后者问的是什么样的音乐是好音乐。在《中国好声音》这样的竞赛性选秀音乐演出里，道德问题是简单的：假如所有选手都可以均等地享有同等水平的后期修音技术，就不存在不公平的问题。

更有趣的是美学层面。现场和录音，哪个才是真实？哪个才是「原版」？卢印在上述答案中的这句话有一定代表性：「《我为歌狂》是少有的坚决不修音的音乐节目，原汁原味保留了现场感的生命力，这才是真正的 live！为业界良心鼓掌！」

谈论修音，首先要确定基准：你希望把声音修成什么样？根据卢印的回答，这基准就是「真正的 live」。在提到如何辨别修音后「机械」和「缺乏生机」的效果时，他说「还是要靠多听真 live 来锻炼」。在这里，「真 live」被不假思索地视为音乐的最高境界，而录音制品则是努力向这一境界靠拢但永远不可能达到的悲剧存在。

但究竟什么是真正的 live？很多乐迷在意的是音乐家有没有「作弊」。但在严肃音乐圈，作弊有时很难界定。举例来说，某些钢琴大师坚持只用自己的琴，这算不算一种作弊？钢琴家波哥雷利奇（Ivo Pogorelich）1980 年代在德国 DG 公司录制的某些唱片的音色质感是不大可能在随便一台钢琴上通过现场演奏轻易重现的，这又算不算作弊？如果算的话，我只能感谢上帝让我们有了修音技术和作弊的可能。

「现场的生命力」并非虚言。缺陷是生命的必然。所谓的生命力，必然包含着对错误的包容。但是把「live」奉为音乐最高形态的乐迷们有没有考虑到这点？所谓的「原汁」、「原味」以及现场派热衷的「现场火花」，恰恰就是音乐家作为人类的任性与情绪化的外在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音乐家由于现场演出时的情绪变化对音乐进行的种种不可预测的改动，与「走音」并无本质区别──它们都是人的弱点。

在古尔德看来，（录音）技术的出现为我们赋予了对人类弱点进行平衡与修正的能力。假如音乐家在录音技术的帮助下可以通过反复的重演与雕琢制造出心目中的理想版本，为什么要在天真的人本主义的名义下勉强维系现场演出的合法地位？我说这种人本主义天真，恰恰因为它忽视了一个事实：人是技术的主宰。无论是古尔德把短短一段颤音重复录二十遍，还是走音的流行歌手使用录音技术修正音准，都不见得意味着人在机器面前放弃了主动权。如果你不能通过修音技术达到足以乱真的效果，那只说明你的修音技术还有待磨练。说到底，电声技术和任何技术没有区别──最高的境界永远是让技术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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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常常與極簡風格劃上等號。但真正的簡單，不只是移除雜亂或拿掉裝飾那般簡單，而是當你需要的時候，在正確的地方，提供適合你的內容，也就是，在複雜中建立秩序，讓事情總是能順利完成。當你第一次使用某項功能時，便能立即知道該如何進行你想做的事情，這才稱得上是真正簡單。

簡單常被等同於簡約。但刪繁就簡只是簡單的第一步，在恰當的時刻，恰當的地點提供恰當的事物，變繁複爲秩序，方爲簡單之真義。拆開包裝盒，拿起產品的一刻，你就已知道如何使用，這就是簡單。

人們常常將簡約等同於極簡主義。但是，真正的簡約遠不止刪除矯飾和去除雜亂那麽簡單。而是因應你的需要，因地、因時恰到好處地展現每一方面。刪繁就簡，事事有序，以及確保所做的每一件事總是「行之有效」。當你第一次上手使用，就對它所能做的了然於胸時，那就是簡約。

簡單，往往被認為是簡約。但真正的簡單，並不只是去除雜亂或移除裝飾，而是在你有需要時，在適當的地方為你提供切合所需的一切，在繁複中建立秩序，讓事事總能順利完成。當你第一次上手使用，已經知道應如何做到你想做的事，這就是簡單。

其實最好不要看原文，不過還是附在這裏：

Simplicity is often equated with minimalism. Yet true simplicity is so much more than just the absence of clutter or the removal of decoration. It’s about offering up the right things, in the right place, right when you need them. It’s about bringing order to complexity. And it’s about making something that always seems to “just work.” When you pick something up for the first time and already know how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that’s simplicity.